新创作力量汇聚成两大群体。一是“80后”“90后”华裔作者，他们喜欢将科学和文学有机结合，多元、浩瀚的宇宙思维影响创作视阈与选材。蛰伏多年的“70后”，作家已积累了一定数量的作品，在海外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文学蓄势。固然，我们用“代际”来划定有先验性，淡化了作家的个性特色，并简化了文学传统的内在传承，但立足于文本，它还是折射出了一些共性的想法。李凤群的《大野》和柳营的《姐姐》都是质朴的现实主义小说，作者用相当厚实、绵密的细节，还原了“70后”一代人的生活场景，反思40年改革开放对城镇的干预、对家庭的介入、对女性的重塑。近年来，当“中国故事”已成为海外华文小说的重要题材时，文学创作中其实存在一种比较，即它提供着哪些不同的叙事视角和中国经验。我认为，从这两部厚重的长篇里，已浮现出一个新的“代际”议题，即“中国故事”从“祖辈”“父辈”，转向“我辈”。具体而言，是从仰望“父亲母亲”转向记录“哥哥姐姐”。典型的例子是“改革开放”同一主题下，“刘年”（张翎《流年物语》）与“姐姐”（柳营《姐姐》）恰好是两代人的不同经历：国企改制和民企创业。改革给父辈制造出命运转机，而“70后”似乎被视为改革红利的享受者，倏忽间已然长大。因此，追随改革进程的“70”后的同步成长与同步心路，成为这两部小说的最亮点。摆脱原生家庭是“70后”城镇女性“出走”的原动力，《大野》和《姐姐》回到20世纪70－90年代的生活现场，揭示可能的路向选择，比如爱情、婚姻、事业，也披露时代性的流行符号，比如“黑豹”和张楚。李凤群坦陈关怀“70后”的缘由：“我总会看见形象和性格都迥异的姑娘并肩走在街上，如此不同，又如此合拍……时间流逝，我的青春随之消逝了，这些姑娘们也消失了。她们散落在人间的各个地方。我常常想起她们的面容，常常追问：经过这么纷繁的时代，她们的人生，有怎样的经过，后来又到达了哪里？”柳营也提及相似的写作初衷：“一直想写一本关于《姐姐》的书，关于这一代女性在这特殊时代里所承受的和所遭遇的，以及她们在寻得经济独立的同时，如何保持着对精神独立的曲折又坚韧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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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营计划三月底来访亚城举行读者见面演讲会。届时将签名售书。具体日期，敬请注意通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