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建初
01/

我是 66 届小学毕业， 69 届初中肄业， 在上大学前接受的正规学校教育只有在小学那
6 年。 我能参加 77 级入学考试，成为特殊的 77 级大学生的一员是十分幸运的。
1966 年夏天，北京的政治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这群小学六年级的学生，
刚刚从北京郊区农村劳动回来，就听说要搞文化大革命，不能考中学了。本来踌躇满志要
报考北京师大女附中的我， 一种无法言表的失落感涌上心头。但很快，这种失落感就被狂
风暴雨般的革命激情冲淡了。

在小学闹了一年多的革命， 1968 年 2 月份，我就和同学们一起被分到附近一所新建
的中学-112 中去复课闹革命了。在中学里混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整天搞大批判，正经的
文化课没上过几天。 和全国很多家庭一样，我们除了无学可上， 生活也在一夜间变了样。
文革前家里一直由我的堂姐料理我们的日常起居生活。 66 年夏天她因为地主出身被红卫
兵赶回乡下。 她离开时我的父母亲都在外地出差，大人之间连个交接也没有。家里的三个
孩子一夜之间失去大人的呵护， 不知道怎样做饭和安排最简单的日常生活， 常常是吃了上
顿没下顿。

1967 年的元旦，天津地毯四厂厂的造反派来北京揪斗第二轻工业部驻该厂的四清工
作组的头头，其中就有我妈妈许庄【 1】 。为了减少干扰，避免和工人造反派直接冲突，
我妈妈和原四清工作组其他领导暂住在北京新侨饭店写检查。爸爸当时在西南三线出差也
不在家。地毯厂的造反派到我家来砸门要揪斗妈妈，我们兄妹三人躲在屋里大气也不敢喘
一口，生怕工人们破门而入，把我们抓走。工人在家门口砸了一阵门，没有听到反响，气
急败环之下又去砸隔壁邻居赵庆丰阿姨家的门，质问我母亲许庄是不是在家。赵阿姨答说
不知道。工人们闹腾了几个小时也没等到妈妈回来，就悻悻地离开了。这时赵阿姨来敲门，
说“孩子们，开门吧，造反派走了，我是你们赵阿姨。”门打开后，赵阿姨把我们三个饿
了一整天， 又吓得像惊弓之鸟的孩子拉到她家，让我们和他们家的孩子在一起吃了一顿简
单，但热乎乎的年饭。赵阿姨说，“大人有错误，孩子又没罪，这么折腾，让孩子们大过
年的家门也不敢出，年饭也吃不上，造孽呀。” 赵阿姨这样的暖心话， 我至今记忆犹新。
1968 年我父亲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关进二轻部的牛棚，工资停发。母亲也因为在抗战初
期参加过宋美龄在重庆办的新生活学习班等问题在单位整日挨批斗、 做检讨。

那几年哥哥和我正值青春反叛期，从红五类一下子沦为黑五类让我们心理遭受很大
打击，哥哥就开始和院里的孩子们打群架，还曾为此蹲过拘留所。我也因为爸爸被关进牛
棚受到刺激，躲到同学家，害得妈妈几天都找不着我，心急如焚。想想那时的妈妈， 丈夫
被关押，家里依靠了十几年的管家人突然被遣返回乡，几个十来岁的孩子日常生活无人照
料，进入青春反叛期的孩子们又不易调教，而她自己又在部里挨批挨斗写检查， 妈妈的日
子真的是很难熬。

69 年初二轻部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要到江西分宜去办五七干校， 同时接收部里干
部子弟组成青年突击连和先遣队的干部们一同下去。当时我哥哥是四中 68 届初中生， 17
岁， 那时已经无学可上； 我和弟弟分别是 15 和 14 岁， 都在 112 中上初中。妈妈在简单地
和我们沟通后就做主为我们兄妹三人在部里报了名， 参加去江西分宜五七干校的青年突击
连。当时很多家长都在为子女留城绞尽脑汁， 妈妈却毅然决然地把我们兄妹一起都送到了
离北京千里之遥的江西。在二轻部里， 父母尚未下放就把三子女一同送去青年突击连的，
我们是唯一的一家。 已经为人母的我在几十年后回想起当年妈妈的决定，可以体会到她当
时的心情。 一方面应付二轻部机关的运动有些焦头烂额，无精力照看好孩子， 而送到干校
青年突击连至少有组织管。 另一方面，她也预感到她和父亲也不会在北京部里呆很久了，
两个正在读初中的孩子-我和弟弟-下乡也是迟早的事情。 与其让孩子们将来各自随学校奔
向未知的地方，还不如一起送去五七干校， 一家人至少还可以在一起。

02/

1969 年 3 月 8 日，我弟弟在北京开往分宜的火车上和发小告别

1969 年 3 月 8 日，随着北京站一声火车汽笛的鸣响，我们兄妹三人离开了父母亲
和小朋友们，随部里的干部先遣队和几十位青年伙伴离开了北京，开始正式踏上社会。我
们的父母在半年后也随部里大队人马一起来到江西分宜的五七干校。

江西分宜县，据县志载有“分得宜春地” ，故称“ 分宜” 。位于江西省西中部，袁
河中游，东邻新余市。 当时属于宜春地区，现归属新余市。分宜县紧靠浙赣铁路线，是
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据说二轻部有领导干部和时任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的程世清熟悉，从
而促成了二轻部把五七干校设在分宜县的介桥垦殖场。到 1969 年的下半年， 二轻部的干
部家属约上千人马也陆续落户在垦殖场的各分队。

初来分宜五七干校， 我被分到养猪队，哥哥被分到烧砖队，而弟弟被分到打鱼队。
爸爸和妈妈来分宜干校后被分配住在原来养猪场的一间荒废了的猪舍里，那里成为了我们
周末和节假日全家团聚时的家。就这样，我们全家虽然同在一个县里，但五口人分别住在
四个不同的队里。

刚到干校的头一两年里，我们这一群离开了父母老师管教的孩子们，突然有了一种
获得了自由的快乐。从北京那样的大城市来到山清水秀的江南，精神上也有了些许的放松。
我们积极劳动，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承受的繁重的体力劳动虽然远远超出这个年
龄段的孩子应该承受的强度，但是比起一些在北方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来说，我们至少饭
还是可以吃饱的， 而且每月还发 12 元的生活费。所以我也不对前途多想什么， 颇有点少
年壮志不言愁的味道。

03/

1969 年 3 月初到分宜干校

在养猪队工作时， 我一个 17 岁的姑娘负责养 100 多头猪。 其中大部分是肉猪，
只有几头母猪，是为了繁衍后代而养的。我每天要为这 100 多头猪切菜，作糖化饲料， 还
要到离猪圈几百米远的井里挑几十担水，喂猪，冲洗猪圈。一担水有百八十斤重，我的后
肩膀至今有担水形成的厚厚的肌肉疙瘩，是当猪倌时留下的永久性的纪念。我还经常要值
夜班接生小猪娃， 在空空洞洞，四面透风的猪圈里守在母猪旁边，点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
坐在一张小板凳上一个人呆一夜，等待着小猪娃的出世。一开始在黑夜中我又冷又怕，为
壮胆子，就大声唱歌。我的歌声和着大小猪友们的哼哼唧唧声，形成了一首奇妙的合唱曲，
回荡在猪舍里， 驱走了恐惧和寒冷。

1970 年在干校猪场养猪

1971 年夏天在干校四连支援双抢

经过一年多的基本建设和农业劳动的锻炼，我于 1970 年夏天被分配到干校办的分
宜造纸厂当工人。造纸厂和五七干校七连是一班人马两块牌子，人员由二轻部原工艺美术
局和科研司的下放干部，以及从各连调来的十四岁到二十几岁的知识青年组成。这个设计
产量只有日产 5 吨的造纸厂是由二轻部直接投资，设计并建造的，利用当地的竹子做原料
生产薄页书写纸。二轻部建造造纸厂的初衷其一是发展分宜的地方工业，其二是解决干校
知青子弟的就业问题。但问题是，工厂建在一座称为仙女湖的美丽的水库边，厂里的生产
生活用水都取之于它。在造纸厂的系统设计中没有包括污水处理设施，未经处理的制浆黑
液直接排放到水库里。 工厂开工没多久，湖水就变成褐色了，湖面上经常漂浮着腐烂的纤
维 。 

多年后当我成了制浆造纸专家后，才意识到二轻部当年在美丽的风景区旁建立这样
一个高度污染水源的造纸厂是一种非常短视的决定。这个纸厂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们这些小青年当工人后的第一个训练是用我们的双手双肩，从无到有建设起一个
带有制浆，造纸，锅炉房和机修车间的造纸厂。我们是建厂的主要非技术性劳动力（相当
于现在建筑业的民工），每月工资 17 元。我们用镐头铁锹挖土，用扁担挑土， 硬是把一
座小山铲平， 成为纸浆车间厂房的平面地基。 我们又打水泥地基，盖厂房，并在上海师傅
指导下安装机器设备。 当时安装设备的唯一吊装设备是手动葫芦。水泵和洗浆的浓缩机等
设备全部都是被肩挑人抬安上生产线上的。

工厂在短短的几个月就被基本建成了。 1970 年底，我们二十多个不满 20 岁的操作
工学徒被送到赣州造纸厂进行简单的培训。当时带领我们去培训的队长，是二轻部前部长
徐运北【 2】 。那时他 57 岁，刚刚摘下“走资派” 的帽子下。从革命对象到革命干部身份
转变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带领我们去赣州纸厂培训。他既要保证这些青年一路上的安全，
又要在到了目的地以后亲自和工厂的有关人员打交道，安排这些小青年的食宿，培训等琐
事。对于这个平时出差旅程都有秘书安排的大部长，真是一种挑战。

记得我们在去赣州的路上长途汽车要在吉安停车稍事休息。老徐队长再三叮嘱大家
不要跑远，按时回来继续赶路，但还是有几个胆大调皮的青年跑到附近的农民集市上去逛，
忘记了集合的钟点。这把老徐急得火冒三丈，怕耽误了时间天黑之前赶不到赣州， 天黑后
在山里赶路太危险。几十分钟以后， 那几个小青年拿着刚买的南丰蜜桔唱着小曲回来了，
老徐才松了一口气，让司机继续赶路。他虽然满肚子的气，但是刚刚摘下“走资派”和
“徐老爷”的帽子，又不好对这些违纪的小青年发作。

04/

我的父亲，徐运北和我的母亲 1971 年在尚未建好的分宜造纸厂

我被分配作制浆工人。 在赣州纸厂的制浆工段培训期间， 我了解到该厂纸浆的原料
是木浆和回收废纸的混合料。我上班时无意中观察到，每天被成捆地推进浆池化为纤维的
废纸中，竟然有好多好看的书。 那年代新华书店里只有毛选和其他少量书籍， 这一偶然发
现令我激动得心砰砰地跳。我急忙问我的刘师傅这些废纸是从何而来， 存放在何处。 刘师
傅告诉我这些废纸都是从废品回收站收集到的， 在厂里的 N 号料库存放。 我知道上班时公
开地把这些造纸原料带回宿舍去肯定是不行的， 就约了几个学徒小伙伴，在一天晚上 11
点钟下中班以后，打着手电，偷偷地从窗户爬进了 N 号料库。我们每个人慌慌张张但是美
美地装了一书包的书。因为心虚害怕被人发现，我们也来不及细挑。我记得我装的大部分
是高中的语文课本。两个月学徒期过去了，我带着这些偷来的书像缴获来的战利品一样回
到了分宜造纸厂。

在工厂学徒两年之后， 1972 年夏天我出了师，定为一级工，成为新来的青年工人
的师傅及生产线的大班长。 那一年我 19 岁，在正常年代里应该是高中毕业上大学的年龄
吧。

1971 年年中，随着青工培训的完成和机器设备的安装结束，造纸厂进入了试车投
产的阶段。干校除了从上海，广东，宁波请来工程师和熟练技工帮助我们试车投产，还陆
续从别的连队抽调一些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来充实造纸厂的力量。技术干部一般是原来部
里的年轻工程师，而管理干部则大部分是有过企业管理经验的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们。
我母亲因为当过几个纺织厂的厂长，也被调到七连（造纸厂）来当指导员，分管七连干部
和小青年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我父亲当时还没有被“解放”，他是作为家属，随母亲一起
从八连调到造纸厂。 当时连里分配给我父亲的工作是和另外一个“有问题”的局级老干部
一起看守造纸原料场。

造纸工人多荣耀

05/

在造纸厂的干部和小青年们全力以赴， 风风火火地试车投产期间，林彪坠机的“九
一三”事件发生了。

“九一三”事件以后，二轻部分宜五七干校的政治局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
干校军代表还在校部加大力度地搞运动，批林批孔，整顿干部队伍。另一方面，刚刚从繁
重的大田农业劳动中解脱出来，又被委任“领导工作” 的二轻部的老干部们，比如抗战时
参加革命的七连连长兼造纸厂厂长王振荣和我担任七连指导员的母亲，开始有了一个干点
事情的平台。他们觉得造纸厂这些小青年们由于文革失学，小小年纪就从事繁重的体力劳
动，普遍文化程度低。 我们这些青工大部分是文革前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的文化水平， 做
一个熟练的工人勉强应付，但要进一步发展，必须要学习提高。 他们爱护心疼这些孩子
们，责任心驱使他们要为这些年轻人搭建一个继续学习的平台。尽管干校的军代表没有给
他们任何口头上和实际上的支持，尽管那时整个社会上读书无用的风气还很浓，他们两位
顶住压力，在造纸厂办起了数学学习班，英语学习班，请干校有专长的干部们给这些小青
年上课。当时上文化课在造纸厂的小环境里是被公开鼓励的，但又是完全自愿的。它不像
从上到下人人必须参加的批林批孔学习班。在王厂长和母亲的组织和鼓励下，造纸厂的青
年们一时间形成了朝气蓬勃的学习小高潮。

在这些活动中，王厂长建议我们以团支部的名义，从其刚刚卸任的分宜塑料厂请来
一位女青工-刘欣茹【 3】 ，给我们讲她自学英语和数学的体会，算是对造纸厂的青年们的
一种励志教育吧。刘欣茹是北京 101 中学 67 届初中生， 父亲是早年去世的抗战干部。她
初中毕业后到陕北农村插队若干年，后来为了和在干校下放的母亲团聚，来到江西，被安
排在塑料厂当操作工。她在陕北下放期间一直坚持自学英语和数学。在陕北和分宜期间，
她在煤油灯下， 参与了美国进步人士韩丁《翻身-中国的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 一书的翻
译工作。在塑料厂，由于出色的英文水平被领导发现，她被借调到技术科翻译《聚碳酸脂
工程项目》的英文资料。刘欣茹给我们造纸厂团支部办的讲座，对我的震动很大。 欣茹
只比我大两岁，但思想比我成熟，知识面要宽得多。她在陕北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的条件下，
坚持学习，并学出了成绩。 她的经历使我突然明白了，上不了大学，靠自学，一样可以增
进知识， 一样可以用学来的知识报效社会。

通过这次讲座，刘欣茹成了我心中的学习榜样。加之我母亲和她母亲的同乡友谊，
我们后来成了终生的好朋友。 我以后在工作和学习中遇到困惑，也经常向她请教。刘欣茹
八十年代初在北京社科院工作期间以一个 67 届初中生的学历，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录
取为博士生。她在 1985 年获取宾大历史系的博士学位，从 1993 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
界史研究所任研究员。她目前在新泽西一所大学任教，是研究印度史和丝绸之路的专家
[3]，著述颇丰。

1972 年，我们和刘欣茹在分宜造纸厂，左三是刘欣茹

1971 年到 1972 年干校造纸厂发生的这些事情直接促使我开始有计划，有目标地系
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我的英语 ABC 就是在当时的英语班学的。我们的英语老师叫王元皋，
他是解放前北京某大学英语专业毕业的。我的室友加闺密杨丽华英语学得特别投入，她于
78 年考上了河北师大英语专业。 我们在解数学题遇到困难时，就找时任金工车间主任
（当时的正式职称是班长）的张维基去请教。他是 60 年代从西北大学机械系毕业的老大
学生。我们问他问题总是有求必应，即使当时答不出来，事后一定会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
复。我们还跟着蒋正鸿【 4】 朱曜奎【 5】 老师学美术，学摄影，结果被人报告到军代表那
里，又在全干校大会上受到军代表的批评。但是我们并不把此事放在心上，还是乐此不彼
地跟着他们学。

记得朱曜奎老师在调离干校去北京刚刚组建的中国工艺美术总公司任职前，
我和杨丽华有些恋恋不舍。朱老师特意把我们带到附近的农村去采风，也算是临行前告别
吧。朱老师对我们说，你们要好好学习，我这一走不能经常辅导你们了，但是听说中央工
美院就要恢复招生。 我到北京后，争取去工艺美院任教，以后我若有机会招生，会设法

将你们招上来的。 果然，几年后， 朱老师和蒋老师一起去中央工艺美院（现清华大学艺术
学院） 担任美术教授去了。 我和杨丽华则在 77， 78 年都考上了大学。虽然我们没有学美
术， 但是朱老师，蒋老师对我们的教诲帮助我们提高了爱美，审美的艺术情趣， 潜移默化
地影响了我们的一生。我们在分宜干校期间拍摄并保留了近百张珍贵的照片，真实地记录
了当时的干校生活。 那些照片都是用朱老师长期借给我们无偿使用的德国产 127 双镜头反
光相机照的，其中很多胶卷都是朱老师手把手教给我们冲洗放印的。

1973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一轻部和二轻部合并为轻工业部。随即二轻部分宜五七
干校撤销，父母亲随二轻部干校的干部一起迁回北京，留下我们兄妹三人在分宜。同时，
二轻部五七干校造纸厂移交分宜县地方政府管理。干校一撤，鼓励及指导我们学习的领导
和老师们也都走了，那些学习班自然也就无法办下去。没有了来自领导的支持和鼓励，很
多参加过学习班的朋友们的学习热情逐渐冷了下来， 把兴趣转移到了生活的其他方面。也
有少数的青年用各自的方式坚持自学，我和杨丽华就在其中。

那时，大学已经开始复课并招收工农兵学员了。我那儿时起就扎根在心里，后来被
文革的浪潮打翻了冲跑了的大学梦又开始苏醒了。父母亲虽然随干校迁回北京， 但父亲
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父母亲都没有安排工作。留在分宜县的北京青年中，家里有路子
的就开始纷纷想办法让单位推荐上大学。我心里明白靠推荐上大学肯定轮不到我，所以上
大学的愿望还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