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于别人，这只是个故事；于我，却是亲身经历，写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寂寞。

一、出国是因为对官场心灰意冷了

      1991年末因为党政不和，省委书记和省长同时被撤回北京，于是京官和地方官的矛盾爆发，今天你整我明天我整你，暗战天天在进行；我是中组部受省委书记之请海选派到H省的干部，又做了几件让上边满意的事：如实行岗位责任制全集团扭亏增盈；撤换了十几个不干事的科处长，查办了S市的总经理等等，尤其是反映了一位副省长卖指标，一位副省长的弟弟伙同检察长的妻子侵吞国有资产的事，很得书记的赏识；于是我自然成了书记帮的干将，但也很快得到了报复；我被编造了11大罪状，任何一项若真有其事，我都必死无疑。幸好新上任的二把手是我校友，比较了解我的过去和为人；我也逐项澄清了对我的诬陷，使决心搞掉我的省纪委副书记F某，只能待机而动；偏偏三年后，我又因为不替走私担罪而得罪了省委书记新娶的老婆和他的秘书。又因为抗议纪委办案人员索贿10万元而和纪委书记闹翻，于是在没有任何证据和履行任何手续的情况下，1996年中我被省纪委的工作报告点名侮辱。在北京部领导亲自写信支持下，我上访到中纪委，信访处长在打电话给H省了解了全部情况之后却告诉我“我们不能因为你这点事，和两个书记搞僵关系吧？”劝我“先忍耐，等领导换届以后再平反。”我质问“你中纪委也不能主持公道吗？”他停了一下说“我才知道，你为什么挨整了。”

      上访之后，我被撤了局长的职务和一个党内警告；我向已在国务院恢复了工作的老书记诉苦，他介绍我回香港工作。这时单位里新上任的领导开始给我穿小鞋，收缴公寓逼我搬家，因为子女户口不在H省，不能在H省高考，老婆也因受刺激得了忧郁症，我只好先回东北病休再辞职。再借道香港，开始了体制外的生活。

二、在同胞的陷阱和亲人的离去中生存

       帮助我在纽约接机的是我母亲干妈的外孙子，我的到来，仿佛解救了他在纽约的困境；先是介绍了一个没毕业的律师帮我注册公司，公司批下来以后又帮我转换了L1的身份，他劝我开旅行社，给赌场送客人，于是我买了一个二手的可坐15个人的旅行车，原说是他来开车的，可是他没功夫，因为加上老婆孩子和两个情人，他只有开出租车才能自由应付，所以除了需要钱时找我资助，别的时候较少见面。我只好一个人开着大车到处跑生意；（当然不是给赌场送客人）大约一年后，我的公司业绩开始显现，他和他的太太来向我哭诉没有身份的苦难，还找来那个律师帮他们出主意。这个主意就是编造一份他是我公司的业务经理，并以公司名义给他申请绿卡。我不知旧理的全盘答应了，终于他的全家绿卡批下来了，我的L1续签却被拒绝了，于是我成了黑人。

       此前，为了做生意方便，我在法拉盛买了房子，在国内朋友的帮助下生意开始红火，所以当新任的H省省长通过秘书和我联系，问我是否还回去任职的时候，我婉言拒绝了。现在身份黑了就属于逾期居留，如果我回国经济损失太大，所以我选择另谋出路：投资加拿大。这时，国内噩耗传来：我太太突然脑溢血发作去世。除了流泪，我却无法作为。

三、挺着，接受命运的洗礼和厄运的考验

       本来我是无需到美国来的，在香港做橡胶生意时，我就在泰国积累了很多人脉，后来我和大学同学合作的租赁公司也带给了我不愁吃喝的效益；泰国的朋友甚至给我准备了一个车间和空地作为发展的基地；到美国来只是想看看这个警察世界的真相（我那时还是典型的毛粉），并买一些可以租赁的设备。可是亚洲的金融危机把我拦住了。如果我不是因为到美国来考察而耽误了在泰国投资的时间，一个危机就吃去了我过半的资本。所以我才决定留在美国。

       妻子的去世，阻挠了我投资移民加拿大的想法；因为我还有三个女儿要养，她们才刚刚立世，除了花钱，没有赚钱的本领。我只能把国内的财产留给她们生活。

       这时，J帮了我。成了我现在的妻子；其实我们早就认识，1988年她大专毕业时，就分配到由我和局长组建的L省开发公司，只是我那时已经被派遣到香港工作，大家只知道有我这么个老总，却不熟悉。我也只是逢年过节时回来给大家发些奖金和福利，基本和员工没有单独的交往；只知道J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党员干部。六年后的一次偶遇，才知道因为感情的创伤，她已经停薪留职在新东方进修英语。两年后我到了美国，才知道她考上了纽约的商学院，并且一边打工（做指甲，接线员）一边读书。我请她帮忙管理公司财务和翻译，她都很尽心尽责。这时，我家正经历着巨大的变故。

       因为太太去世，和同学合开的租赁公司破股。转由我二女儿操作。由于我是辞职去了美国，好多官场的朋友顿时成了损友。原来鼎力协助签合同续租约的人，几乎都成了来抢食的对手；可怜我好强的二女儿，在市场竞争中节节败退，积劳成疾得了白血病，一年后留下7岁的女儿撒手人寰，时年才32岁。

        这时的我，仍是无身份的黑人；虽然生意略可维持，但是前景一片黑暗。母亲和父亲因为想我，常在电话里啼哭念叨。女儿们也经常抱怨，甚至迁怒到J；每到此时，我只有到处作揖的份，不知道如何排解。00年，J毕业了，并很快拿到了会计师的执照。一天，弟弟在电话里告诉我“母亲病重住院，你能回来看看吗？”我敷衍地说“争取吧。”J正好听见，问我“你怎么争取？”我无言，她说“跟我结婚吧！”我迟疑地说“我比你大太多了。”她嘲弄地说“我都不嫌你岁数大，你还嫌我岁数小？”于是，一周后在纽约市政府，在J的同学和我的房客见证下，我们结婚了。消息传到老家，立刻得到了父母和亲友们的祝福，未几，母亲和父亲相继去世，我还是只能在电话里依依送别。

        2006年6月，拿到绿卡的当月，我即回大陆拜祖，同时为小女主婚。一月后，我离开老家的第二天，却接到小女夫妻被害家中的恶讯，我病倒在回美的途中。

四、性格决定命运，我却无悔

       杀害小女儿夫妻的凶手共三人，就是谋财害命。因为知情人的举报，只三天就破案了。可我至今仍不敢了解受害的细节却又毫无办法的老是幻觉她在向我呼救。于是我讨厌人多却又害怕寂寞。我最恨的不是凶手而是我的无能与懦弱。

       为了分散我的情绪，J总能找出乱七八糟的话题。一次她说她厌倦了会计师楼的繁琐和没有前途，想去念MBA，我未加思考的立即答应了；未几她就接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和NYU的录取通知，我当然支持她去前者，但是这也就意味着起码两年她没有收入，我们还要支付双倍的费用。当然，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但是前提是我必须再去赚钱。这时L省Y市刚退休的Z市长来我家做客，我们是三十多年的老朋友了，在工厂时他是大车间的主任，我是党委秘书；他当大国企的厂长时，我是省能源公司的老总；他晋升市长时还是我给他通风报的信，所以尽管关系不密切，却熟悉得要命。他告诉我在为一个特大企业寻找金融公司合作，我问他“为啥不在中国找？”他说资本太大，没人敢接。我立即给国内某金融公司的老板打电话，介绍这笔生意；他立即约我们到北京面谈。几经往返，牵线成功。我得到了一笔不菲的佣金。想到女儿的惨死，实在是国人法治观念的淡漠，于是我决定把这佣金和被歹徒抢走又返回的资金合在一处，在L省捐建法治教育基金，以电视讲座的形式提高人们的法制观念和执法水平。为此，我拜访了认识并熟悉的老省委书记和省长；结果都毫无例外的劝我“打住”。“留点钱自己养老吧，中国的事你还没操心够吗？”原来我已经不是一般的单纯了。

        经过亲戚的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冷冻食品厂的厂长，他靠自己的力量研究发明了五十多种冷冻食品，都非常热销，遗憾地是缺少发展基金，需要再建一座厂房，增建一条生产线。几经考察，我决定全力投资，为此还卖掉了我深圳的房产。

        就在新的生产线刚刚建成，开始试生产的时候，厂长和他老婆同时被捕，罪名是“非法集资2600万。”我忙回国了解底细，原来是厂长老婆嫌女会计和厂长走得太密，坚决炒掉了女会计，女会计愤愤不平通过公安局经侦处的熟人，举报厂长老婆非法集资，进而逮捕了厂长夫妻。经过核实实际集资不到260万，其实光我自己的投资就已经超过了300万，但我拒绝了公安局要我“举报”的要求，因为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的投资，怎么能落井下石呢？尽管非法集资的罪名非常牵强厂长还是被判了四年有期徒刑。因此一个30多人的工厂被毁了，如果公安局承认办错了案，那国家赔偿将使多名大盖帽丢官卸甲，所以最好的结果就是厂长有罪。厂长害怕受到进一步的加罪，所以乖乖地认罪服刑了，而我几乎血本无归的破产了。

五、小胳膊拧不过大腿，狼外婆不是娘

       2010年，为了帮落难的厂长鸣冤，也为了帮自己减少一点损失，我回国了解所谓非法集资的罪名依据，发现这只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银行都已经股份制了，还需要立法保护必须在它们那存款吗？通过已经放出来的厂长的老婆我给厂长带话：希望他做无罪上诉，我愿意负担律师费。他的答复却是：大哥，只要你别告我诈骗就行了，我可不敢和公安顶嘴。我认罪。

        因为订的是一个月往返的机票，既然厂长不敢打官司，我也就清闲了；郁闷之余我只好登黄山游西湖，回H省找老朋友和组织部门闲聊却发现了一个大乌龙：原来当初撤销我局长职务的是省监察厅下的文件，省委组织部并没有留档，所以我还“享受原职务待遇”，我原来住的房子也依然空着；揣着一肚子滑稽，我按计划准备搭乘北京到纽瓦克的飞机回美时，却不料被北京机场的边防拦下。没有任何法律文件和手续，只有一个写着11位数字的电话号码。“它让你回L省公安厅问话。此前不准出境。”我不服气，又转到深圳出境，依然被拦回。并打了一大仗。我拿着H省组织部门给我开的职务证明，和出入境管理法，质问他们执法的依据，他们只好来了位副总队长接待。回答很简单：彭老，你说的都非常有道理，我们为此也和L省公安厅交涉了两个小时，他们既不让我们抓你，也不让你出境。你可以给我们的上级部门公安部六局打电话投诉。电话接通了，接电话的值班人员回答的更滑稽“L省公安厅是厅级单位，我们只是局，他们不讲理，我们也没办法。这是部里的内部规定。”白拖了30天，我还是得回到L省公安厅听他们教训。

        我后来才知道这里的内幕，给我电话号码的所谓L省公安厅的电话，其实只是一个专案组警员的个人电话，他们压根不在公安厅办公，所谓的案件因为涉及薄熙来做扣和李克强吃挂劳，所以极其保密，而且对外已经宣布结束。找所谓的“涉案人员”其实就是想捞点外快。当发现我已经“破产”，无油水可捞，而且我又找到了该案件的最高负责人理论时，立即就给我销号，可以离境了。但我却被阻止出境37天，等于变相软禁。中国公检法基层的为所欲为和上层的不作为，给共产党涂满了黑锅。当我们在国外还满腔热情的拿国家当母亲的时候，其实母亲已死，狼外婆不是娘了。

六、屋漏偏逢连夜雨，大女得了糖尿病

       大陆投资破产，我又被公安留难，第一个受害者是我现任的妻子J。从机场出来，远远就看到她憔悴而疲惫的身影，心里不免一阵惭愧。她第一句话居然是“你得好好感谢你的那些网友，没有他们的陪伴和安慰，我真的挺不住。”我说了句“知道”，她第二句话告诉我的是“我又找了一份在商学院教高级会计课的工作，你别忙了，我能养活你。”我浅浅地一笑，没有回答。忍着泪。

       远住深圳的大女也打来了安慰的电话，顺便还告诉我“爸，我得糖尿病了，老难受。”我心里咯噔一下，只好淡淡地说“多休息，少操心；年纪轻轻的好恢复。”

       我是男人，必须振做；但是怎么振做，还得想辙；先给女儿买了几磅美国海参寄回去，嘱咐她加强营养和锻炼。又给多年老友打电话，请把多年前借给他的20万人民币换成美金还给我。

       未几，女儿来电：爸爸，你寄的海参，我没舍得吃，卖给同事了，1000多一磅，他们说“便宜”。便宜？88美金就是600人民币，卖了1000元，就是70%的利润；我立刻看到了商机，想到我买的是市场上最普通的南美海参属于热带海参营养价值一般是88美金一磅，如果我能找到更有营养价值的寒带海参，岂不是更有利润？网上一查，立刻找到了生产寒带海参的厂家，几句寒暄达成协议，我准备进他的货，并立刻飞去西雅图看工厂，看货，看是否有合作的可能。短短的一见，我就交出了三万美金的预付款，条件是：一年内按照我的要求给我寄货，等我女儿移民到温哥华时，让她做海参加工厂的代理。

       一年间，我天天埋在有关海参的知识和信息中，并具体操作和品尝各种海参的味道，尽量找出寒带海参的特点和优点，学习加工元参和泡发干海参的方法，向海洋大学的教授们请教，向做加工海参设备的师傅们请教，并陆续写了几十篇关于海参的文章，目的就是要把自己变成海参行业的内行。因为我知道，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

七、商场陷阱触目惊心，周旋在贵人和小人之间

       我曾经有专文写过泰国同泰集团董事长林秀琼大姐对我投资海参生意的支持，这里就不累诉了。仅祈福大姐在天之灵安息！也曾写过拿了我三万美金预付款的那位海参加工厂的同胞后来既不给我海参也不还钱的求助博客；承蒙网友们的出谋划策使我讨回了欠款，在这里我再次表示感谢。此后还有一次被骗的经历。

       那是在大姐答应拨巨资助我开办自己的加工厂之后，当时大姐的女儿并不赞成，所以说服大姐引进了一位她女儿信服的原远华案件的涉案人Z先生与我合作，我尽管不乐意却也碍不过情面，只得同意和Z合作，Z说因为他在加拿大“坐移民监”不能亲自和我见面，所以派来他在上海的马仔H先生到西雅图和我谋面。一切似乎都进行得很“融洽”，在保障我提出的基本价格的前提下H先生信誓旦旦的保证“你进货，我们销售，对半分利。”于是，我用大姐的借款订购了1500磅海参。可能是H先生因为我的坦诚和热情（我承担他一部分旅差费用，并半夜送他去机场）而良心未泯，他没有按照Z的指令要我发运全部海参，而是借口“探探市场”，先让我发了105磅海参，并通过邮寄给他个人10磅海参。我照办之后，Z先生知道了大为不满，一方面催我继续发运千磅海参，一方面不准H先生再和我联系。其实，H先生一回上海就打电话告诉我“Z先生说分成比例不能五五，因为我们这边人多费用大，Z建议6.5：3.5；”。我回复说只要能及时返款我同意三七开，你们拿大头。结果执行正常的进出口程序签合同时，他们又借口避税把海参的到岸价格改写成美金85一磅；这比我的进货价格还少了许多，而收到货后两个多月还拒绝付款，理由是我应该发运全部1500磅海参。这时我才明白，Z的目的是把大姐给我的借款全部转到他的手中。碍于大姐有病在身，我不敢详情禀报，只能说他们开发市场很慢，未能返款；大姐似乎明白了底细，只低低地叹息：彭总，你不是商人啊。后来上海仅按“合同”价格付了货款，使我又损失了五千多美金。大姐逝后，我星夜赶程，总算参加了追悼会。站在西装革履道貌岸然的商贾之中，唯独我圆领黑T恤，两眼哭红。大姐的儿女这时才知道我和他们母亲的姐弟情。

        终究，我在海参经营的渠道上是深思熟虑地，首先保证质量，其次保证合法手续，先后得到了美国FDA和NOAA的认可，并由他们把我的公司推介给了中国的认监委，拿到了向中国出口海参的注册号。此外什么条形码，商标注册一应俱全，终于打开了中国的市场。而这一切，都是我太太的功劳。她在美国的CPA,CFA资格和哥大MBA毕业的背景，以及在花旗银行和摩根斯坦利的VP职位，在纽约商学院教课的经历使她很容易和政府官员沟通，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支持。鉴于她太辛苦了，在海参生意的收益足以抵得上她的工资之后，我劝她辞去了摩根斯坦利的职务。为此她的同事和上级都很惊奇，为什么在步步上升的职场却突然不干了呢？她的解释是：老公请我做他公司的CEO了。但是对我她却坚持要当兼职教师的工作，不接受商人的头衔。

       因为要在西雅图开办第二个生产基地，我们决心搬迁去西雅图，此前，她和西部的大学联系，立刻接到了华盛顿大学和西雅图大学的聘请，继续教授高级会计和金融管理的课程。因为今年6-7月她受纽约商学院的派遣，在成都的西南财大给研究生授课，效果良好，西南财大已经正式邀请她每年两个月教授研究生的课程。

      有朋友说，你现在已经不愁吃喝了，还蹦达啥？我只能说：生命在于运动，为了我的父亲和丈夫的两个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