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我记不清第一次听到“六四”这个词是什么时候了。在中国，这个词指的是1989年那场发生在天安门周边，以流血镇压而告终的抗议运动。有可能是在2003年左右，我15岁或16岁的时候。大概我的父母之一在饭桌上提到了这个词。那天晚上，他们俩都在天安门前的长安街上，亲眼目睹了那场残忍的杀戮，之后那便成了他们心中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

我倒是记得第一次和中国同龄人谈到个话题时的情景。2009年6月4日，天安门运动遭镇压20周年之际，我和一个在清华大学读大三的朋友在学校附近的一间便利店里购物时，她站在一柜五颜六色的洗发水和护发素旁，转向我问道：“有些人一直在说六四事件，”她说。“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屠杀25年后，这个话题在这里仍是忌讳。我试图通过地下纪录片、国外的新闻报道，以及与父母的交谈，把那年春天的事件拼凑在一起。然而，我收集的事实和传言越多，那晚的人群和枪声就显得越不真实，恍如一部外国老电影中的惨烈场景。

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生于80年代末和90年代的人来说，上世纪80年代早期经济改革之初，在学生中广泛传播并把他们凝聚起来的爱国主义自由化思潮，与统治了之前几十年的政治狂热一样遥远。中国领导人已经从天安门事件中吸取了教训，在把政治从我们的生活中剔除的同时，也把我们的精力引导到他们许可的其他目标上，例如发财致富。

成长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的年代，我们如同在平坦的高速公路上平稳行驶的汽车，两边是美丽的风景。我们努力学习，在考试前死记硬背。到了周末，我们去商场游逛，试穿牛仔裤和运动鞋，或者去KTV高唱中国和西方的流行歌曲。

这种努力和无聊的交替慢慢变成一种习惯，之后幻化为一种态度。只要你善于忍受，便会得到一系列成功的标志作为回报：大学文凭、体面的工作、一辆车、一套公寓。尽管规则简单，但竞争却从来不易。因此我们要凝视前方，关注个人的生活品质，而不是困扰社会的宏观问题。

举个例子，我中国的同龄人中，许多人对陈光诚和艾未未对抗国家政权的故事知之甚少，了解得还不如我的西方朋友们多。对藏区的宗教压制和对新疆的武力打压这类话题，几乎没有在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意识中留下任何痕迹。我跟中国朋友们只谈到过几次藏人僧侣的自焚，他们都面露惊讶。几秒钟后，有人问：“为什么？”

在所有例子中，最能体现人们对政治和公民权利的冷漠的，恐怕就是年轻人对共产党企图从公众记忆中抹去的历史真相的漠不关心。

例如，我这一代中的多数人仍然相信，在30年代到40年代的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士兵为主力，而国民党军队在则如同我的历史教科书中讲到的一样，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策略。而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高考时需要记忆的一个无关紧要的知识点。

最近的一起悲剧——1989年的屠杀——也是被遗忘得最彻底的事件。屠杀的首批遇害者中，有一位是我们高中的一名高二学生，名叫蒋捷连。他的母亲丁子霖以及其他遇害者的母亲们仍然在为自己的子女的丧命讨要公道，可是我的同学中却没有几个人知道蒋捷连这个名字。

共产党通过对教育体系的控制和对敏感信息的渠道的封锁，成为扭曲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理解的罪魁祸首。尽管如此，就连那些充分意识到当局在从中阻挠的人，也少为寻求真相、推动变革出力。

2012年,我在美国读完大学回到中国后，震惊地发现身边几乎没有几个朋友在使用VPN，那种能帮助中国人访问推特和其它社交媒体的翻墙软件。虽说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眼界开阔，他们却把审查制度更多看作日常生活里可以勉强忍受的小麻烦，而不是侵犯言论自由的大事。

一位北京大学的朋友对我说，“我在浏览外国网站时，必须得留意时间。”在全世界的学术机构都致力于为学生和学者提供信息时，北大与之相反，对访问外国网站按小时收取费用。“有点烦人，不过反正我也不经常浏览这些网站，”我的朋友解释说。“除了查收电子邮件的时候。”

如果上一代人通过迫害和镇压了解了政治越轨的代价，那么如今的年轻人，尤其那些出身精英阶层的，本能地明白挑战现有体制的徒劳。毕竟，在大部分时间里，强权仅仅是以令人恼火的规章制度来干涉我们的个人生活。从审查制度，到汽车号牌摇号（一种每月向申请号牌的大量新司机发放数量有限的汽车号牌的机制）――所有这些不便如同我们在教科书里学到的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尽管我们在私下里嘲笑那些字句，可还是会尽职地记住它，把它写在考卷上。

现有体制已经早早地给我们灌输了一种观念，即反抗这些阻碍既是天真的，又是徒劳的，因为反抗的效果很可能微乎其微。绕道而行和妥协让步能帮助我们前行，而在这个社会里，落于人后的代价，无疑远远大于公权力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微小损害。

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年轻精英在脑海中将这种态度合理化，甚至为其辩解。而在前几代人中，这群人恰恰正是最热情的改革倡导者。

去年10月，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在大胆提出政治改革要求后被解聘。北大坚称，夏业良被解聘是因为他教学水平差。新闻传出后，一名学生称其为“西方媒体损害中国形象的典型策略”，另有数十名学生在社交媒体上为学校的声明进行辩解。

“外界可能更关注言论自由，但我们学生更关心学术和教学水平，”一位曾在北大读书的朋友告诉我。“双方都不该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对方。”

如今，我的大多数高中同学都已从中国的重点大学毕业，在国有银行或国企工作。有几个已经通过了竞争激烈的公务员考试，在政府从事轻松舒适的工作。在全国范围内，中国最优秀、最聪明的人都在追求国家系统提供的安稳与声望：一项清华大学开展的调查显示，国企和政府机构是大学毕业生最理想的两个工作去向。

我那位在北京大学的朋友或许会说，外人尽可以惋惜中国当代年轻人的保守观点与天安门一代不受束缚的自由主义之间的反差。但对于少数了解六四事件的同龄人，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美好的浪漫主义精神，在如今政府单位格子间的日光灯映照下，呈现出的是不同的色调。

我的一名高中同学目前在中国官方媒体龙头老大的《人民日报》担任编辑。最近与他交谈时，他提到了天安门这个话题。作为西方新闻的忠实关注者和Facebook用户，他对中国社会重新考虑该事件的紧迫性感到不以为然。“你觉得唤醒人们对六四的记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他问道。“什么也不会改变。我们得向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