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峰：纽时制造和传播饿死数千万人

            是要把谎言变真理  

每到毛泽东诞辰前夕，国内外一些 势力就开始变着法的给毛泽东制造罪名，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大庆，反毛，反华的声浪掀起的更早更大。纽约时报去年2012年12月11日和今年 2013年10月17日刊登了资深记者JONATHAN MIRSKY的《3600万中国人的墓碑》（"Unnatural Disaster"）和《纽约时报》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的《大跃进究竟饿死多少人？》（"Milder Accounts of Hardships Under Mao Arise as His Birthday Nears"），后者的文章呼应前文并渲染“大多数中外研究学者都估计，大跃进泡沫破裂后因饥饿和患病而死亡的人在2000万到3000万之间”，“而另 一些人则认为这个数字高达4500万”。其实互联网时代“大跃进究竟饿死多少人”不难澄清，当泡泡吹的太大的时候，其结果不言而喻。当一个媒体一面倒地帮 助制造和传谣，它的信誉就摇摇欲坠了。


　　是文字游戏还是言之凿凿的铁证，老百姓心里最明白


《3600万中国人的墓碑》引述“一名经验丰富的著名记者，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的观点，“杨继绳在书中得出的结论是，从1958年到1962年，共有3600万中国人死于饥荒，还有4000万人应出生而没有出生，这意味着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而杨继绳依据是什么呢？是数字游戏还是抽样统计呢？
大跃进是一段并不久远的历史，经历过那 个时代的许多人还活着，如果真是饿死了几千万，在这个互联网年代，几千万冤魂显然是隐瞒不住的。


一个人一生中紧密接触者应该不下20人，正常人的生活圈包 括父母，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再加上祖父母辈，同事，亲戚朋友少说也有20人，农村更是每家的大事至少全村人都知道。如果20人中有一 人饿死，活着的人不会不知道，以此推算，饿死3000多万应该至少有数亿人知道，为何直等到二、三十年后饿死了3600万才被杨继绳这样的学者们发现呢？ 为什么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有自由发声的便利，海外有几千万华人，却没有具有统计意义的声音为“饿死几千万”背书呢？


1958年中国人口6亿，短短3年饿死了3600万，年均饿死1千多万。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十几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这三年中饿死了。这么短时间 如此大规模的死亡即使战争年代都难以想象。日本人从1931年入侵中国到45年投降，中国给日本人算的总帐是14年屠杀了3千多万中国人，年均死亡200 多万。日本人在中国实行的三光政策，烧杀抢劫无恶不作，在那不堪回首，兵连祸结的年代，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浩劫。


然而这比起纽约时报刊登的《3600万中国人的墓碑》文章中揭露大跃进饿死的人数就显得不足道了，如果大跃进死亡3600万属实，年平均死亡 1000多万，如此说来大跃进这个“杀人机器”远比杀人如麻的日本人还凶残5倍。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1959、1960、1961三年中至少有一年作 为死亡高峰年会大大超过那个1000多万的平均数，如此中华大地上应该是尸横遍野，白骨累累，到处都有死亡见证和报道才对。


想想3600多万人不可能瞬间 人间蒸发，就算每年埋葬１200万人，也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也会有无数人目睹那惨不忍睹、永世难忘的画面，怎么就没有具有统计意义相关描述的记载呢？从 1939年9月德国吞并波兰建立犹太集中营到1945年第三帝国覆没，臭名昭著的纳粹大屠杀包括饥饿、疾病、疲劳过度，极端的暴虐行为等造成的非正常死 亡，和有目的的集体枪杀掩埋，毒气处死然后再焚尸等共有500多万欧裔犹太人被纳粹德国杀死。年均死亡100万，却给世界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记忆和伤痛。


3600万生存能力极强的中国人，没有被关在集中营，没有人枪杀毒杀，难道都自己把自己关在家里等死？短短3年死了比纳粹大屠杀多5倍的人却没有留下痕迹和不可磨灭的记忆？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几亿人也都人间挥发了吗？


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笔者近些年走访了许多地方，也十分关注网上大跃进死了几千万人的讨论，但是无论是网间还是笔者探访的许许多多的老人，当问及谁家 大跃进饿死人了，谁见过困难时期饿死人了，回答除了抱怨吃不饱，饿急了什么招都能使出来，吃青、吃野菜、吃树皮、吃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就是没 有人在家里饿着等死，笔者探访的人中没有谁见过身边人饿死的。当然笔者的探访范围不具统计意义，但地域上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而杨继绳是怎样获取具有统计意 义的调查结果呢？


从杨继绳的论述来看一部分来自公开出版的统计数据，部分来自地方志，部分来自个人言论。而统计数据的人口落差已经有权威人士解释过了，是因为大跃进 年代大量农村人口进城，而“62压运动”是大跃进之后国家反思盲目冒进的错误，中央为减轻城镇人口负担，一次精简城镇人口两千多万，让这些大跃进泡沫时期 进城的政府和企业的职工及家属又回到了农村。在农村呆过的都知道，当时的农村人口户籍登记十分不健全，统计口径是城市基于户口登记为主体，农村人口以估计 为主体的统计年鉴，出现2000多万人的缺口就不足为奇了。


　互联网时代“大跃进究竟饿死多少人”不难澄清


撰写《中国大饥荒，1958-1962》香港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周逊说，可能有多达4500万人在饥荒中丧命。“为什么全世界都知道犹太大屠杀，没有几个人知道中国的大饥荒”？答案很简单，因为最大的问题出自她自己，她们杜撰出来的历史如果有人知道就不是杜撰了。


杨继绳做过许多实地调查，但探访的都是不具统计意义的个人结论，而且杨继绳们的所谓调查，是先有结果，再去找证据，完全偏离统计学基本原则。其实还 是那句话，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许多人都还活者，资深记者杨继绳副主编为什么不鼓励他们在互联网张口说话？３６００万人饿死，几亿人知道的事，总归还应该有百 万千万的人能在互联网发声吧，特别是有相当数量的人身在海外，如果有几百万人张口说话，那就具有统计意义了。只有这样大家才知道你杨继绳们不是玩的数字游 戏。


网络时代，大V们，杨继绳们，纽约时报这些西方媒体们，动辄有千万粉丝，开动你们的宣传机器鼓励大家说话吧。如果还是没人说话，那么也具有统计意义了。


中华文化从来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毛泽东时代是个均贫而相对公平的时代，这就是为什么至今还有那么多人仍然怀念贫困的毛泽东时代。那个年代虽然许多 人饥肠辘辘却没有人揭竿而起就是因为包括政府高官在内大家都不富裕。但是硬要说那个时代饿死了几千万，恐怕有点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


如果编造出饿死几万、几十万也许还有人信，编造饿死几千万就只剩下唾面自干的份了。大纪元统计的4千万退党和大跃进饿死4千万可有一比，已经成了天 大的笑话。其实互联网时代真相并不难查询，许许多多经历过大跃进时代的人都还活着，如果真饿死了3600万人想掩盖也是掩盖不住的。公平地讲，当今计算机 和电子通讯技术的普及，人人都有机会在电子媒介上发声。建议有实力的传媒不妨设立一个网站，让有苦诉苦，有冤申冤，或验证大跃进真的饿死3600万，或戳 穿谣言，还历史的清白，让那些西方“主流媒体”现原形。


纽约时报选择性刊登的文章，世界著名传媒的公平公正荡然无存。


为了抹黑中国、抹黑毛泽东，纽约时报一贯的做法是把谎言重复一万遍。纽约时报于2013年2月22、25日和7月3日发表了三篇为《弯而不折》作者 傅苹鸣冤叫屈的文章，分别是《夜莺在唱歌，因为没有真相》，《真相还是谎言？傅苹回忆录引风波》，和《谁有权回忆文革？》。特别是傅苹本人已经通过“南华 早报”放话承认回忆录有误，愿向苏州大学道歉后，"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乔-诺切拉撰文为傅苹辩解：“傅苹的错误——如果你可以称之为错误的话——就是 在回忆录中描写了一些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成长经历…”“这里真正的问题不是傅苹的书中是否有错，而是由谁来讲述文革的故事”。显然作者字里行间有意把傅 苹塑造成敢于揭开文革疮疤，讲文革故事的英雄，即使有错也被掩饰成揭露黑暗社会的无心之过错，甚至把傅苹的谎言当传奇故事再讲一遍：“10岁时，她被红卫兵强奸”，其故意误导读者，羞辱中国的用心跃然纸上。


尽管纽约时报完全失去媒体起码的公平公正，一而再，再而三地一面倒地为傅苹辩护，拒绝刊登包括笔者在内任何与其媒体观点不同的声音，但是纽约时报也 不得不承认“即使是现在，在事情发生近六个月后，仍有些难以理解，为何傅苹的回忆录《弯而不折》（Bend, Not Break）在一些华裔移民的社区引发了这样的愤怒情绪——在这近六个月里，亚马逊（Amazon.com）上充斥着成百上千条抨击傅苹的负面评论”。


其实难以理解的恐怕不是华裔移民一面倒的，成千上万对傅苹的负面评论，难以理解的是纽约时报这个民主社会的重要传媒，一而再再而三地地编造谎言，传播谎言，却不愿相信全体华人的历史记忆这个铁一样的事实。


面对文革，中国人之间有很大的分歧，很多人痛恨文革，但是没有人为此就超越做人的道德底线而像傅萍和纽约时报一样故意去撒谎。同样，如果有3600 万人的悲剧，至少会有数亿见证者，但是就是没有人站出来为纽约时报作证，纽约时报，多少也该顾及点脸面，不要总是给中国人留下造谣者大本营的印象。


许多传媒和文人失去独立思考和是非判断的能力


编造出抹黑毛泽东、抹黑中国这样那样的故事不奇怪，纽约时报这些西方主流媒体刻意制造和传播谣言也不奇怪，因为西方对中国的你死我活的热战、冷战从 来就没有停止过，奇怪的是许许多多的中国人，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出国的一些中国人，其中不乏博士、硕士，却如此轻信那些一点都经不起推敲的谎言并帮助传谣， 难道谎言说一千遍在他们心中真的就变成真理了？可悲的是一些媒体的主编、版主、撰稿人似乎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独立思考、逻辑推理和以事实为依据的判断能 力，自愿地助纣为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现象呢？


长期以来西方占据了世界文明的道德制高点，掌握着舆论话语权，许多人的潜意识中认为，西方代表着正义，具有高度“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的西方传媒的 报道就是事实和真理，因此许多人心理上对西方“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宣传采用不加思考全盘接受的态度，于是在西方媒体的诱导下抹黑毛泽东、抹黑中国已经成 了海内外，特别是年轻人中的一种流行病。这一波西方发起的意识形态攻势，不仅西方媒体摇旗呐喊，华文媒体也常常遥相呼应，甚至出现一些中国政府所属的传媒 积极登载毫无依据的负面文章，而拒绝刊登用事实澄清是非的文章。直到18届3中全会后全面打击网络谣言期间，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微博2013年 2月27日称赞“损毛泽东奇文” ，可见中国传媒有多么"自由"。


就算美国号称世界上最自由的社会，也没有人敢肆意攻击自己的开国元勋。许多掌握着话语权的传媒已经没有是非对错、道德和尊 严，他们所秉持的是所谓“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作为统治版面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