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7日,是法国20世纪代表作家阿尔贝·加缪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欧美各地举行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作为存在主义的巨擘,法国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缪在文学、戏剧、哲学以及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有着持久而深刻的影响。虽然英年早逝已超过半个世纪,加缪的思想和作品仍是人们研究和争议的热点,其《局外人》、《鼠疫》等经典小说仍是法国高中的必读作品,连同其戏剧、理论等不同类型的著作仍在被世界各地的读者广泛阅读和研究。
本报今天刊发专文,从当下的视角,解读加缪畅销不衰的深层原因。
● 边缘者身份
深刻的洞见往往与独特的视角有关,考察诸多有伟大建树的人物,会发现其成功常常与独特的身份有关。从欧洲现代主义的巨匠卡夫卡、穆齐尔、佩索阿,到现代派文学的肇始者或革新家乔伊斯、贝克特,乃至开风气之先的绘画大师梵高、高更、毕加索,无一不是有着远离“主流”的边缘视角和身份。对于敏锐的观察家或作家、思想家来说,边缘身份是一种常态,有时甚至成为一种必须。
观察加缪短暂而充满传奇的一生,边缘者的身份始终如影随形,他所有的悲欢与辉煌都与此密不可分。加缪的出身就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生于阿尔及利亚,曾祖父乃法国贫农,后移民至阿尔及利亚,祖父务农兼做铁匠,父亲一岁丧父被送进孤儿院,成年后当了雇农与酒窖工,一战爆发后从军因重伤去世。西班牙籍的母亲带着加缪和他哥哥到了阿尔及利亚娘家,以帮佣为生勉强度日。好像冥冥之中的轮回,与父亲生日差一天的加缪也是一岁丧父,也是幼年进孤儿院。不同的是,他靠奖学金读完中学,又以半工半读方式在阿尔及利亚大学攻读哲学。虽有文学与哲学两个毕业文凭,但当他混迹于喧嚣而势力的巴黎文化圈,因没有名家师承、没有名校学历,以及贫穷卑微的家庭,让他常常如身在炼狱,深切感受到被轻视的边缘身份。
既非阿尔及利亚人,也非真正意义的法国人;出身赤贫的加缪是典型的“无产阶级”,周围几乎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没有鲜明国籍和民族归属,他自称是“地中海人”。恰恰是极度的边缘,让他具有独一无二的视野,他胸襟开阔,勤于学习,对人类命运充满悲悯,更广采各家之长,在文学、戏剧、哲学、历史以及社会学多个领域勇猛精进,从事创作不过二十多年,却在文体开拓、典型人物的塑造等多方面均有划时代的创见。
当瑞典文学院以“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将195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时,年仅44岁的作家正与女友在巴黎餐馆吃饭,他闻听此讯竟脸色煞白,因为这个边缘者“一向置身局外”——没有人推荐他成为候选人,而是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主动选择,与其竞争的对手均是当时世界文坛的巨擘。加缪的胜出,迅速成为左派和右派们双双争议的焦点,其获奖作品《鼠疫》更是洛阳纸贵。在同报社旧友喝酒时,加缪说他更看好《局外人》。而在公开表态发言中,他声称德高望重的文学大师马尔罗更有资格获奖。
三年后,当加缪的各种宏大文学规划正次第展开,本来要乘火车的他在朋友劝说下乘坐好友的新座驾前往巴黎,途中意外撞上一棵大树,加缪当场身亡。 美国大作家、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福克纳在悼念文章中如此说:“就在他撞到树上去的那一刻,他仍然在自我追求与自我寻找答案,我不相信在那一瞬间他找到了答案……当那扇门在他身后关上时,他已在门的这边写出了——我曾经在世界上生活过!”
● 局外人视点
《局外人》是加缪的中篇小说,也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形象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的“荒谬”观——人与世界分离,世界对人荒诞而无意义,人因对荒诞世界无能为力,而不抱任何希望,因此也无动于衷。 小说如此开头——“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似是而非的语调,客观记录式的“零度风格”,描述了主人公莫尔索在荒谬世界中经历的种种荒谬——从参加母亲的葬礼到偶然成了杀人犯,再到被判处死刑,莫尔索对一切似乎都无所谓,冷漠的理性和麻木的非理性交织并存。
作为象征性符号,局外人代表一种普遍存在,具有高度的典型性和警示性。小说中,威严的司法以某种荒谬的正襟危坐呈现,比如审讯几乎不集中于杀人案本身,而是想方设法将案犯妖魔化,把杀人者与母亲之死牵强附会。诉讼双方悄然获得某种置换,仿佛罪犯退出被告席而代之于法庭或检察官。小说结尾道“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看,对我发出仇恨的喊叫声。”就是这种不动声色而又颇具内力的语调,活现了一个惊世骇俗、对一切漠然的“荒谬的人”。而从“这一个”中,人们看到更多的人,乃至一个阶层或整个社会的不可理喻。
因融入了加缪的某些个人观察和经历,不少评论家武断地将莫尔索视为作家自传,以为人物对世界的冷漠就是作者的态度。事实上,加缪本人是个积极的入世者,他不仅不像莫尔索那样对一切无动于衷,相反对各种现实问题都有鲜明姿态。作为出色的社会活动家,加缪有着对不义不公的坚持抗辩,对底层阶级的同情呵护,对革命与暴力的清醒审慎。加上从相貌到口才都如好莱坞巨星般的人格魅力,让其具有积极昂扬的“阳光形象”。
加缪深谙现代文学对“客观”与“清逸”的需要。以冷漠的笔调描绘主人公蔑视一切的傲然,是力图呈现二战期间世界性的战争恐慌——精神缺乏归依,局外人的切肤之痛。无所不在的孤独、痛苦、冷漠,深刻反映了蔓延于西方社会对世界的迷惘不安与绝望。
当“自我”成了“自我”的异类,当冷漠成为一种普遍状态,当现实世界蜕变成巨大的牢笼,对现实的蔑视与不屑,居然成为挑战荒谬的壮举,我们置身的悲剧是何等不堪。
没有人愿意成为无足轻重的局外人,在无可奈何的尴尬中,他成为被迫的客观、冷峻的视角。在加缪作品里,局外人是一种现象,许多相同或不同生活状态的人物均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事实上,在加缪不同类型的代表作中,局外人的视点比比皆是。
无论是当时,还是半个多世纪后的当下,作为典型环境下的典型性格,局外人现象愈加深入广泛地存在,它们跨越时空,凸显于历史、当下以及未来,人们从中打量和思考,进而深入清醒地感受所处的世界。
● 反抗者精神
与很多文人学者不同,加缪是个知行合一的实践家。二战期间他就积极参加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地下抵抗运动,担任过多家报纸的主编和出版工作,由于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突出贡献,他于1945年被授予抵抗运动勋章。
在品类丰富的文学创作中,加缪更是将反抗的精神贯穿始终。
继小说《鼠疫》和剧本《正义者》之后,加缪笔锋一转以专著《反抗者》来全面阐释其理论体系。在这部酝酿十年之久的力作中,对反抗这一命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梳理,全书涉及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政治等各个领域,纵横捭阖,视野广阔,是加缪思想的一次全面展现。加缪认为,反抗者就是说“不”的人,表示“不”并不意味着放弃,同时也是一个说“是”的人,甚至从最初的意念就是如此。可见,在加缪的反抗者身上既有否定和拒绝,也有肯定与追求。
这种既否定又肯定的哲学思想和文学理念,曾遭遇了来自敌我两大阵营的诟病甚至谩骂,曾经的战友如萨特等人也与他分道扬镳。但加缪始终坚持自己,他宣称“既不做受害者,也不做刽子手”。德国著名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第一次见过加缪后就断言,他是“法兰西最杰出的人,远在其他知识分子之上。”半个多世纪后,当无数的知识分子徘徊犹疑、迷途难返的时候,回味阿伦特的话,不禁慨叹她的预言如此准确。
在散文《西西弗斯神话》中,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因得罪了宙斯而被罚每天推着沉重的石头上山,但是一推到山顶,石头就会隆隆滚下,其悲惨命运就是周而复始地每天重复做着一件没有结果的劳作。显然,西西弗斯的人生是荒谬和悲惨的,但是西西弗斯最终领悟到,命运诚然荒谬但只要意识到,就战胜了这个荒谬,他就成为一个永远不能被打败的英雄。对荒谬的认识也意味着反抗,因为人生的意义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能够向荒谬的命运抗争。
加缪从不自认哲学家,更不是躲在书屋的学究,他因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刻洞悉而被无数哲学家和学者所推崇。作为二十世纪最具影响的作家之一,他不属于任何文学流派,虽然人们通常将其笼统地划归为存在主义、荒诞文学、先锋派,但加缪自己从不承认。事实上,在他并不算丰硕的作品里有着极为丰富的元素,很难将其简单妥帖地框限于某种派别。如果非要找寻其贯穿始终的精神,不妨说是一种不妥协的反叛。
在人类精神生活的领域,革命与抗争是永恒的主旋律,是进步与前进的原动力。只有不断革命,才会有不断进步——这是加缪短暂而璀璨的文学生涯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世界各地纪念加缪
在世界上的其他许多地方,有着大量纪念加缪的活动。巴黎十多家公共图书馆联合推出了贯穿9、10两个月的纪念活动,他们以加缪著作中的“荒谬”和“反叛”为主题词策划活动。这些活动包括了作品朗诵会、圆桌讨论会、电影放映会、配乐朗诵等等。在巴黎四区举行的讨论会上,一些嘉宾曾经在自己人生的某个时刻接触过加缪。有一场活动专门谈论的就是加缪与萨特的这一场友情。参与活动的嘉宾也非常丰富,不仅仅限于学界和文学界,还有演员,或是萨克斯风的演奏家,也有法官去讨论加缪作品里的犯罪内容,还有针对文坛新秀的写作训练班。加缪的女儿也亲临活动现场,和加缪的南非荷兰语译者探讨加缪其人其事,这场已经于10月8日完成的活动主持人是法国第五频道的制片人。持续两个月的纪念活动实在是丰富且诱人。
在伦敦的加缪协会(由英国的加缪爱好者们于2007年成立)也举行了讨论会。美国的加缪协会没有忘记在他们的官网上对这次活动进行导览。来自英美等国的很多专家会参与这次活动,他们讨论的主题包括了“加缪和陌生人”、“加缪和荒谬”、“加缪和萨特”等许多方面。而美国方面许多不同的大学内有着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了展览和配乐朗诵等等。(新京报)
阿尔贝·加缪
(1913年~1960年)
法国小说家、哲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存在主义文学领军人物,“荒诞哲学”代表。主要作品有《局外人》、《鼠疫》、《戒严》、《反抗者》、《西西弗斯神话》等。
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60年因车祸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