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听取“科技资金的分配和使用”的专项报告。在反腐败风掀起的当前，科研领域的经费使用也不免成为焦点之一。近期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部长万钢连用两个“愤怒”，直指当前科研和教育领域经费问题上的屡屡违规问题，触发科技教育界的大讨论。
 
去年，中科院候补院士段振豪贪污百万科研经费的消息还未消散，今年3月，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常务副院长陈英旭，被控贪污千万科研经费的案子又已开庭审理。
 
追溯科研经费屡屡被挪用的原因，申请立项需“跑关系”、经费使用的管理过于僵化、科研人员薪水低等等是主要因素。种种乱象，让科研体制的改革，比以往更加迫切。
 
董洁林对中美科研基金管理问题很有研究，最近接到一个陌生女人打来的越洋电话。
 
对方长期在美国生活，丈夫是从美国回到中国高校工作的海归。
 
电话中，该女士痛苦陈述，丈夫归国几年后，一步一步从一个谨小慎微的书呆子，变成一个满嘴谎言、贪污科研经费的“坏人”。他学会了把家中所有和科研出差无关的、比如亲朋好友的机票，都算到科研项目里面报销，并为此感到得意。
 
目前，科技界的腐败问题备受关注。
 
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常务副院长陈英旭，涉嫌贪污上千万元专项科研经费一案，已于今年3月开庭审理。如果这一指控被认定，可能创造贪污科研经费的新纪录。
 
今年7月，广东省科技厅原厅长李兴华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正接受组织调查。
 
科技部部长万钢近日公开表示，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审查两起有关科研经费的违法违纪案件，一起涉案人是知名环境领域专家，另一起是重要省份的科技厅长。
 
“最近一年，反腐力度越来越严，反腐力度大总是好事，但在过程中还是应该把制度理顺，要像大禹治水一样，顺着水去治，而不是盲目去堵。”董洁林说。
 
想挪用有各种方法
 
一名曾经在山东某大学做动物研究的人士，听闻过很多违规使用科研经费的情况。
 
在最初项目申报时，就需要“过硬”的活动能力，比如，项目申请者对项目审批者“有没有师生情谊、是否同门，上面有没有走动，有没有走关系，有没有套近乎”，都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很多科研项目在申请时，设有经费区间，如社科类项目，重点项目经费一般在40-60万元之间，普通项目的经费一般在10-20万元。
 
“一件事情，10万块能干成，20万也能干成，那肯定是往高的申请。”上述研究人士说。
经费指标一般由相关单位研究制定，项目申请时，申请者并不需要自己估算经费，也没有审查团队对申请者的项目进行严格评估。
 
只要申请下来，就有各种方法挪用经费。
 
这位研究人士举例说，比如要采购一个原来标价60万的设备，给厂家支付回扣后，45万能拿到。
 
武汉一重点大学教授张辉（化名）说，不久前学校发布通知，要求各学院老师自查科研账务，迎接教育部本月的检查。他去学校财务处报账时，看见了有“所谓的”公司，向学校退回科研经费。
 
他解释“科研项目的部分工作可以委托给公司，该公司能获得相关的项目经费。公司经费该用多少，用到哪里，学校是无法审核的。有的教授会将其委托给自己或家属所开设的公司，合同随意性较大。”张辉说，最近查得严，有人把钱主动退了回来。
 
根据中国科协2004年公开出版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全国来说，资金用于项目本身的比例在40%左右”，此前有媒体解读，这意味着60%的科研经费流失，但中国科协对此予以否认，但其并未明确说明剩余60%的资金去向。
 
定好了，差的也得买
 
山东某研究人员向新京报记者表示，事实上，目前财务制度过死，乃至于科研人员的大量时间都浪费在无谓的环节中，比如找发票。“不少人跟我抱怨，很多科研考察的地点都搞不到发票。特别是去野外考察，需要当地人做向导、住宿、甚至打黑车，这些都没发票。但弄不到发票，就得自己出钱，最后只能想办法到处找。”
 
“很多问题都得从体制上找原因。”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毅说。
 
在经费问题上，管得过严、过细，一些大的科研项目上，比如水专项上，“科技主管都快成会计了，反而大家都不愿意做了，项目做得太繁琐了。”
 
不仅过严过细，而且十分僵化，他表示，“五年前订的设备，现在降价了，或者不是最好的设备了，但根据规定，还是必须得原价买。”
 
同样情况在社科领域也存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一名副教授认为，科研经费管理一方面很严格，另一方面又很僵化。有些钱比如劳务费导师不能拿，“但是导师可以聘请助理、咨询专家。但咨询费又是可以造假的，比如只给了800，你可以说是8000，财务只管程序，有转账单和签字就行。”
 
对于社科类科研来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顾海兵介绍，搞社科研究的学者，很多时候要和人进行交流和调查，难免请人吃饭、喝茶，但是相关制度规定可以报销餐费，但不能报销喝茶费，“这不是很荒唐吗？本来喝茶更便宜。”
 
他认为，目前科研经费制度对怎么花钱管得太多，“打酱油的钱不让你买醋”。
 
高薪能否养廉？
 
在北京某重点大学就读物理专业的博士赵牧（化名），作为基层科研人员，经常要参与科研项目，但补助每月仅千元，这在北京捉襟见肘。
 
导师为了补贴他们，在科研项目申请下来后，会想尽各种办法从经费中挪用一部分出来，“拆东墙补西墙”。这样下来，赵牧“一个月总收入将近两千元”。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董洁林在美生活近30年，在国内也熟悉了本地科研生态。她发现，在中国，科研人员工资非常有限，很多东西不能报，也可能使他们产生违规的冲动。
 
一名中科院系统人士近期和香港的教师聊天，发现在香港，教授工资非常高，以香港科技大学为例，其教师薪水一年可达100万左右，为美国教授的1.5倍，是英国教授的2倍，是“典型的高薪养廉制度”，“他们教师的心都很静，该拿多少就拿多少。”
在美国，相当比重的科研经费都用于给科研人员发放工资和福利。
 
反之，在内地，即使是中科院、北大、清华这样的单位，在目前的财政拨款体系下，事业编制的教师年薪也只有三四万。如果申请到科研项目，大部分经费都花在设备购买等方面，用于人员福利的相当少，最多只有15%的劳务费可给在校研究生等，老师不能享有。
 
“不是越严越好”
 
在某方面，中国科研经费的财务管理极为严格，甚至可以说是严苛。
 
李涛（化名）是中国地质大学的研究生。他帮导师买一台科研用的电脑，要去学院盖章，去财务处核算，再去设备科盖章。然后拿着商家开具的发票、合同去学校财务处，财务处才会将相关经费打给商家。
 
董洁林并不认可这种严格的管理体制。她认为目前的科研经费政策，延续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并不和人性匹配。
 
一名中科院的内部人士对新京报记者表示，美国的科研财务管理较为宽松，项目通过评估后，认定了多少钱就会给多少钱的预算。至于怎么花这笔钱，并没有过多限制。美国的科研制度建立在对人的信任制度上。
 
但美国的科学家一旦在财务上出了问题，哪怕是小问题，就上了黑名单，终身不得翻身。
 
董洁林发现，中国很多科研工作者挪用经费后并未被追责，致使他们像毒瘾上身，一发不可收拾。更可怕的是，当大家都这么做，违规变成习惯，本来无辜的人，进入这个环境后也会有染。
 
董洁林想起那位给她打越洋电话痛诉丈夫劣迹的女士：“她现在打算和丈夫离婚了。”
 
董洁林发现，中国很多科研工作者挪用经费后并未被追责，致使他们像毒瘾上身，一发不可收拾。更可怕的是，当大家都这么做，违规变成习惯，本来无辜的人，进入这个环境后也会有染。
 
部分科研腐败事件回顾
 
1.陈英旭案

今年3月，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开审陈英旭涉嫌贪污案。陈英旭是浙江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常务副院长。检方指控陈授意博士生，通过开具虚假发票、编造虚假合同、编制虚假账目、套取科研资金等手段，将千万元科研经费套取或变现，占为己有。
 
3.李兴华案
 
今年7月26日，广东省纪委确认，李兴华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在此之前，广东省内的佛山科技局、广州科信局均爆发腐败窝案。媒体称，这些系列案件与科技资金腐败密切相关。
据公开报道整理
 
2.段振豪案
 
今年年初，北京市高院以贪污罪，终审判处段振豪有期徒刑13年。段振豪此前为候选院士。法院认定，段振豪与另一工作人员共同贪污科研经费124万，其中段单独贪污5.85万。二人主要是找虚假票据从科研经费中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