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单八上将将星闪耀
6月24日9时10分,北京。威武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为10位上将授衔的仪式开始。
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一字一顿,宣读了由胡锦涛主席签署的晋升令。
这份《军衔晋升命令》约16开大小,每份有着不同的“政干衔令字第×号”,正文为“批准××晋升××军衔――此令”,下面则是中央军委主席的签名。
随后,身着橄榄绿服装的胡锦涛主席为10位上将颁发命令状,并一一和新晋上将们握手。
仪式庄严肃穆,10位将军军容严整,现在,他们肩扛3颗金星,在目前中国的军队中,这是最高的军衔,也是至高的荣耀。
51年前,毛泽东为十大元帅授衔,开此先河,1965年,军衔制被废止。
自1988年解放军恢复军衔制,中央军委一共11次晋升上将,授衔时间有6次定在6月。
18年来,解放军晋升的上将,包括现已退休离开现役的上将在内,到目前刚好108位。
上将?十万挑一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一名战士要成为上将,可谓“十万挑一”,中国现役官兵约230万人,现役上将仅30多个。
解放军军官目前的军衔为三等十级,分别为少尉、中尉、上尉;少校、中校、上校、大校;少将、中将、上将。
如果一名少尉要晋升为大校,按照“4年一晋升”的规定,一般需20多年。而从校官到将军,则是最难的跨越。
“大约每3个上校能出1个大校;但10个大校中不见得能出1个少将。”徐平这样告诉本报记者.
徐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研究员、著名的军衔专家,他的军衔是大校,“1988年,解放军授予将官衔的数量不足1400人,占军官比例0.24%。”
而在这些将官中,至少是副军级(相当于副省级)干部才有佩带少将军衔的可能。这也意味着,佩大校军衔的正师级,绝大部分人将“落选”。
此后,晋升上将者还要跨越中将门槛,在不可能以“战功升迁”的和平年代,上将,可谓凤毛麟角。
胡锦涛主席此次授衔的10位上将,分别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刘永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孙忠同、 总装备部政委迟万春、空军政委邓昌友、第二炮兵(战略导弹部队)政委彭小枫、国防大学校长裴怀亮、北京军区政委符廷贵、兰州军区政委喻林祥、南京军区司令员朱文泉、成都军区司令员王建民。
10位上将中,其中两位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迟万春――空军工程系第十三期学员;彭小枫――导弹工程系第十一期学员。
孙忠同早期曾在沈阳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工作16年,后任解放军报社总编辑、社长,是军中有名的笔杆子。
“此次晋升并非特殊,只是他们已经具备了成为上将的资格。”徐平说,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规定,中央军委委员的军衔为上将,正大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为上将或中将,所谓“正大军区”,是指总装、总后的正职;总参、总政的副职;海军、空军、导弹部队的正职;以及北京、南京、广州等7大军区的正职;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的正职。此次晋升的10位上将,均在此列。
军内专家说,此次一些大军区中将正职未晋升,其原因是:“按规定,正大军区晋升上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任职满两年;二是具有中将军衔4年以上。”
此次晋升的上将中,有人晋升中将已有11年。
在达到各项晋升条件后,“晋升人选首先由政治部门、干部部门呈办,进入总政治部讨论,”军事科学院专家彭光谦告诉本报记者,“而后再报中央军委,经常委会讨论后,由中央军委主席批准授予。”?
军委主席与授衔
2004年9月19日,胡锦涛出任中央军委主席,6天后,他首次签署晋升令,二炮司令员靖志远、海军司令员张定发被晋升为上将,此前不久,两位司令员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委员,进入解放军核心决策层。
此次是胡锦涛主席第二次签署上将晋升令。10位新晋上将中,有7人为政工干部、3人为军事主官。而迟万春、彭小枫、朱文泉等人的提拔,则表明拥有技术背景、可能面临实战的人才受到重用,凸显“科技强军”的新思维。迟万春就职于总装备部,彭小枫来自二炮,朱文泉则驻守南京军区,他们的指挥才能,很可能在未来反分裂斗争中面临考验。
就在授衔前的6月16日,彭小枫还与其搭档、二炮司令员靖志远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战略导弹部队是党、中央军委“直接掌握使用”的,要确保党对这支部队的绝对领导,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坚决听从指挥。
在中国,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建军原则之一。党和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但自毛泽东起,军委主席就没有军衔,这个传统被邓小平延续,直到1988年被写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
这一年,邓小平授予17人上将军衔;1989年11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并于1990年3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他于4年后的1993年12月,首次晋升6名上将;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在江泽民主席任内,一共8次晋升上将,共79人。
现役上将36人
身为上将,他们享有哪些待遇?
最直观的是工资――目前,军队干部实行“结构工资制”。包括职务工资、基本工资、军龄工资,同时设置了军衔工资。一名中将与上将的月薪差距约为1000多元。
但在住房、医疗、配车、“交通席别”等其他物质待遇上,更多是与职务挂钩,而非取决于军衔。
“军衔代表着一种荣誉。”彭光谦说,“比如在出访期间,或者与国外军官交流,讲究的是军衔对等。最重要的是,对军人来说,军衔的设置是一种激励。”
“解放军实行的军衔制度,属永久军衔性质,”彭光谦告诉本报记者,“依据规定,军衔是军官终身的光荣称号,非因犯罪经法院判决,不得剥夺。当然,军官犯了错误,军衔降级可以作为一种惩戒。”
军衔另外还兼有调整部队指挥关系的作用,按照军衔条例,一职务低的上将要受职务高的中将的领导。但当战争中军队建制被打乱、无法判断职务的高低时,又规定由军衔高的人指挥,“这对于现代战争是非常重要的,”彭光谦说,“战场上变幻莫测,机会稍纵即逝,不允许你花时间去核实职务高低、隶属关系,军衔就成为最直接的标志。”
自1988年重新实行军衔制,解放军一共授予108人上将衔,现役的上将为36人,新华网公布的资料显示, 解放军总参、总政正职,总装部长,总后部长、政委,海军、空军及二炮司令员及政委,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院长及政委,均为上将;七大军区中,除济南军区司令员范长龙、沈阳军区司令员常万全之外,也全部为“三星上将”。
如果纵览108名上将,按其授衔时的任职,总参系统出身的最多(包括兼任军兵种和大军区领导职务的),超过20人;总政超过10人;总后、海军、空军均不足10人;军事学院近10人;其他分布在国防部、武警部队等处。
而在各大军区晋升的40余名上将中,以北京军区最多,有近10人是在北京军区任职时被授予上将衔的,另外加上授上将衔后调任北京军区,以及调离北京军区后晋升的上将,北京军区先后出了20名左右的上将。“这足见首都的重要战略位置。”徐平大校说。
对比两代上将
如果从建国之初算起,解放军迄今已有164位上将。
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上将被定位在第二等第二级,在其之上,还有大将、元帅,以及大元帅――这个最高军衔,仅毛泽东有资格担任,但他未接受。
当时,共有10人成为元帅,10人获得大将军衔,55人被授予上将军衔。而在1956年和1958年,各有1人晋升为补授上将。
开国上将曾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方阵――平均年龄45.6岁,最年轻的“红小鬼”肖华获上将衔时仅39岁,这些将军们,不乏个性鲜明的人物,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曾在少林寺习武8年,贺炳炎与彭绍辉,分别在与国民党的战斗中失去右、左臂,被毛泽东称为“独臂将军”。
但10年后,中国军衔制被取消。“关于这次军衔制取消的原因,以往的提法都是归结为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徐平分析,“现在看来,当时对军衔制错误的认识和偏见,只是造成军衔制被取消的外因。而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军衔功能被抑制、弱化,则是内在因素。”
1988年,解放军重新实行军衔制,当年的元帅、将军,此时多已逝世或退隐,洪学智成为惟一一位两次都被授予上将的人。
“两代上将还有两个明显差别,”徐平分析,其一,1988年后的上将,多数人是和平环境成长起来的,但对现代战争特点有较深认识;其二,学历高――大多数为大学学历。比如曹刚川上将于1950年代后期留学于苏联炮兵军事工程学院,1980年代后期进入国防大学深造;1960年代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的徐才厚,1980年代曾进入政治学院和国防大学深造。
在新一代上将中,彭小枫属将门虎子,他是抗日名将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之子,生于父亲牺牲后数月,继承父亲对军旅的挚爱入伍,目前担任第二炮兵(战略导弹部队)政委。
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曾参与1984年西南边境争夺法卡山和老山的战斗。廖锡龙时任师长,他率领的49师全歼对方两个连,毁灭性打击敌两个营,击溃敌三个团。战前,这位师长曾被问“准备死多少人”,廖称“只需要100口棺材,超了是我的耻辱”。
最后还是准备了200口棺材,但结果部队付出较小代价,阵亡98人。廖锡龙后升任第14集团军军长,此后又晋升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后任总后勤部部长。廖是军队高层中有实战经验的将领之一。
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则在军中被誉为“儒将”――他的书架上放满了理论著作,对各国政治家的见解和军事家的理论了如指掌。这位上将思维敏锐、健谈且自信,即使是最苛刻的美国官员在见过他之后,也称赞“精力充沛,非常专业,说话不拖泥带水,而且总能控制场面”。
“今后的将领们,不会出现开国元勋那样征战半生的经历,所以军衔等级规格不宜太高。” 彭光谦说,但毫无疑问,他们将是“中国军队今日之星”。
可否设准将?
中国自周朝直至清末,一直实行“武官制”,虽设“九命”、“万石”、“上将军”等高级职位,但都与担任者的出身、门第有关。
军事科学院彭光谦少将介绍,现代军衔制产生于15世纪的西欧,20世纪初被引进中国。它与中国“武官品阶制”最大的区别是,打破了士兵与军官的界限――只要你有能力,就能“从奴隶到将军”。
我军历史上,曾有两次动议实行军衔制,一次是1939年5月,八路军总司令部颁布《建立等级制度训令》,但由于“敌后斗争日益艰难,游击性日益增”,1942年4月授衔被停止。
1946年初,国共“停战协定”签订后,中共中央在《关于军队整编的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指出,“我党军事干部应请求政府加委,取得正式官衔,在将来(联合政府的)国防部中占有一定地位”。由于内战爆发,此次授衔再次流产。
两次夭折的授衔制度,上将均被定为最高军衔。首次的上将拟授予朱德――当时他是八路军总司令;第二次的上将名单中则有叶挺――虽然他名义上是新四军军长,但经过8年抗战,1946年的新四军已经发展为下辖几十个旅,拥有31万人的军队。
1988年的授衔中,大元帅、元帅、大将均被取消,一级上将成为最高军衔――这基本相当于美国的“五星上将”。但在这次授衔时,一级上将设而未授,实授最高军衔为上将。此后,1994年“军衔条例”修改,“一级上将”被取消。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这位少将还提出他对目前解放军军衔制度几点思考:
1.关于衔级的设置,多少为好?
目前,解放军军官的军衔设置为3等10级。由于尉官只有3级,而大校晋升少将为“选升制”,所以目前的军衔结构呈“菱形”,分布不平衡,两极少,中间多。按照现行条例,在校级军官里,包括从营长到副军长的7个职位。彭光谦建议:可设置大尉和准尉,缓和这种情况。在美国,准尉就分为四级。
2.可否设置准将?
目前,中国的正师级干部全部为大校。这在讲求“军衔对等”的国际交流中,我方将领得不到应有的礼遇,尤其是派驻外国的武官。而大多数国家,师长的军衔为少将。他建议以准将取代大校,增加“含金量”,所谓“大校再大也是校官,准将再小也是将官”。
打开微信,点击底部“发现”,使用“扫一扫”即可将网页分享至朋友圈。
如果您现在使用手机,请将这个二维码存入相册,再打开微信,扫一扫,点击相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