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艺谋之前，确实没有一部中国电影真正走出过国门。可以说，张艺谋给中国电影带来了一场革命，第一次将电影还原成电影；也正是张艺谋，第一次将镜头的使用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从而使得中国电影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回归……火爆的奥运会开幕式，使得张艺谋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印象中国――张艺谋传》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电影和艺术背后的传奇人物――

　　“我的父亲母亲”

　　任何人的身上，都强烈地打上了其家庭的烙印，这种烙印就像影子一样，会伴随他的一生。

　　张艺谋的身上会有其家庭的烙印吗？绝对有，而且更加深刻。

　　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中的男主人公，张艺谋就是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他想表现父亲所经历、所承受的一切。“父亲”背景其实很简单，简单到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被分配到乡下教书，因此和“母亲”有了交集，并且有了平淡得像白开水一样的爱情。

　　张艺谋的父亲名叫张秉钧，母亲叫张孝友。说起他们的出身，都颇有点门第。

　　张艺谋的外祖父新中国成立前是一名税务员。这是一个肥缺，职位虽然不高，收入却不少。他一生娶过四房太太，张艺谋的外祖母是他的第四房太太，19岁一嫁入张家，就成为许多个孩子的母亲。她本人生过两个孩子：儿子张乃光，女儿张孝友。

　　张艺谋的父亲祖籍陕西临潼（旧县名，在陕西省西安市东北部，1997年改设临潼区）相桥镇。张艺谋的大伯毕业于黄埔第九期，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职位是军参谋长，后来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张艺谋的二伯则毕业于黄埔军校汉中分校。张秉钧是个沉默的人，新中国成立前曾当过军需官，曾经拥有国民党军籍。

　　西安解放前夕，张秉钧离开军界，在陕西省财政厅当会计。

　　张孝友当时年方19岁，正是如花般的年龄。她就读于西安的一所教会学校――玫瑰女中，正梦想着高中毕业后考入大学深造。可是，她的家人不同意，一再施加压力，要她结婚。

　　张孝友被逼无奈，只好说：“谁供得起我上大学，我就嫁给谁。”

　　经人介绍，张孝友认识了29岁的张秉钧。张秉钧有些新思想、新观念，经济上又过得去，对于张孝友的要求，他是完全支持的。

　　既然双方同意，婚事便紧锣密鼓地筹备开了。事情非常凑巧，他们选定的结婚日――1949年5月20日――竟然就是西安的解放日。正是这一天，西安城里的国民党旗被扯下了，换上了共产党的旗帜。

　　1950年11月14日，农历十月五日，早晨7时许，西安市西郊梆子寺街的张家迎来了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张艺谋。

　　当时还没有去医院生孩子的风俗，即使城里人，也一定是在家里生孩子。如果顺产，家族或者邻居某个大嫂前来帮帮手；若是不顺，才需要紧急请接生婆。张秉钧在妻子临产前便请来一位熟人的太太，是日本人，懂得接生。张秉钧知道生产是女人的生死关，极为重视。

　　喜得贵子，张秉钧乐坏了，他立即张罗着向亲戚报喜。外公接到这一消息，开始琢磨给孩子取名。他拿出一张红纸，在上面写了3个字：张诒谋。

　　“诒”字是一个不常用的字，诒谋，有遗传了祖先某种谋略智慧的意思。联系父母的家庭背景，父系算是军人家庭，母系算是书香门第，古文中有“诒厥孙谋”之语，意即为子孙谋划。

　　外公对“诒”字的理解是“诒者勋也”，是期望他在未来建立功勋，光宗耀祖。

　　打小开始，张艺谋和父亲就没什么话说，万一有话要说，也是绕个弯儿，将话说给妈妈听，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那是说给爸爸听的。时间长了便成了习惯，张秉钧甚至有了一种思维定式，只要是张艺谋开口，那一定是对他妈妈说的。直至后来，张艺谋打电话回家问候二老，父亲似乎已经不习惯和自己的儿子沟通了，接起电话后会不自觉地说：“你妈不在，等会儿再打来。”

　　张艺谋从小性格内向，他的两个弟弟也很闷。张艺谋有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家是只要我妈一回来，话就多了，大家都跟她说话，家里马上特别有气氛。我妈要不回来，就我爸在家，我们弟兄3个谁都不说话，闷着，什么事也不动，全都搁那儿，就那种。我妈一回来，就这儿怎么没水了，这儿做饭了，就张罗。我妈那时候很忙，每天还要看病回来还要管我们四个……一直到我爸去世前，我跟我爸如果是单独谈话，基本都是一问一答式的……”

　　进入“文革”，这个家庭所面临的压力开始空前加大，灾难不断地压迫着他们。张秉钧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在一个午夜，他和张孝友商量起了离婚的事。这完全出于对孩子未来的考虑，他希望通过终结婚姻来给孩子们一个更好的环境。张艺谋是躲在床上装睡才听到这一切的。尽管父母最终并未离婚，可这件事对于少年时的他打击是巨大的。

　　画画看书讲故事

　　张艺谋上小学的时候，有两大爱好：一是画画，二是看小说。爱上摄影是成年之后的事。

　　张艺谋爱上画画，是受了表姐的影响。表姐比张艺谋大几岁，从小就喜欢画画，尤其喜欢画古代仕女图。

　　那时，从周围大人甚至孩子对他的态度，张艺谋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受到另类的待遇。自己家和别人家不一样，但他不明白为什么。

　　某一天，他在家里翻找东西，不留神翻出了一些国民党军服上的纽扣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把他吓坏了，他不明白自己家里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在那个年代，这些东西和“变天账”没有太大区别。此事一旦被人知晓，很容易便被扣上一顶“梦想国民党反攻大陆，留着国民党军用品以示迎接”的大帽子。这在张艺谋的心中再次投下浓重的阴影，他越来越感到自己与其他人的不同，便有意和小伙伴们拉开距离。

　　他并非没有人玩，他有表姐，还有兄弟。更多的时间，他会和表姐泡在一起，表姐画仕女，他便画武士。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并不一定真的就喜欢干这件事，而是除了这件事之外没其他事可干。家里的家务活，他不想干，母亲也并不强迫他。和小伙伴们玩耍？真的没有几个知心的。最知心也最让他舒坦的，就是画中的那些武士。家里经济不宽裕，没有钱给他买纸笔颜料，他就将自己最初的作品留在黑板上，留在地上，留在电线杆上。没有笔和颜料，他就用粉笔画，用树枝画，用刀刻。

　　那个时候，普通人家虽然没有余钱买书，却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借到书。张艺谋靠的是他母亲所在单位的图书馆，那里有大量藏书。张艺谋尤其迷恋那里的小说，还在初中阶段便看完了很多中外名著。每得到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往往可以不眠不休不吃不喝。有一次，因为看书太投入，他竟在课堂上昏倒了，老师同学们急急地将他送进医院。住在医院里的张艺谋却放不下正在看的书，一有机会就捧出来读。他的母亲张孝友担心儿子身体有什么问题，找到了儿科的何教授替他诊断。岂知何教授跨进房间，看到张艺谋正捧着一本大厚书在啃，当即发起了脾气，说：“张大夫，你是怎么搞的，这么小的娃，你让他看这么厚的书，多费脑子呀！”张孝友了解儿子，只能无奈地笑笑。

　　张艺谋看书还有一个动力，那就是可以给同学们讲故事。

　　因为家庭出身特殊，一般孩子不太喜欢和他扎堆，可年幼的他需要得到伙伴的认同。他看的书多，并且都能记住。他将自己看到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他们自然就会接近他，甚至还会带着某种崇拜的心理依赖他。

　　张艺谋曾说：我实际上是被人从门缝儿里看着长大的。从小心理和性格就压抑、扭曲，即使现在，家庭问题平了反，我个人的路走得比较顺了，但仍旧活得很累。有时也想试着松弛一下，但舒展之态几十年久违，怕是一时半会儿找不回来。因此，我由衷地欣赏和赞美那些生命的舒展和辉煌，并渴望将这一感情在艺术中加以抒发。人都是这样，自己所缺少的，便满怀希望地去攫取，并对之寄托着深深的眷恋。很坦率地说，我一直是比较自卑的，一直是这样收缩性地做人，从小养成这种性格。在电影学院我是属于那种埋头读书的类型，什么事我都往后缩，不张扬，也紧张，自己害怕，自己总是觉得有危机感，因为年龄、家庭出身，长期养成的习惯。其实直到今天，在生活中，我从来不做太过分的事，尽量不去张扬自己，尽量把自己说圆一点，尽量不要让大家太多地看到我个人的这些方面，我一直必须低调……但是……我在电影的表现上，尤其在电影形式的表现上，极尽之能事，尽量把这个形势渲染得很极端。我喜欢在电影的表现形式上走极端。别人分析我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人，我想可能是这样子。

　　生命中包含着一股强大的力量。内向的张艺谋绘画，看书，沉默，思考，这些时候也是在积蓄力量，正如他所说的，后来拍电影时力求表现形式上的极端等就是这种力量的释放。

　　种红高粱，拍《红高粱》

　　张艺谋真正决定当导演，是在找到了合适的题材之后，也是他借调到西影厂不久的事。

　　知道张艺谋在悄悄寻找题材，在图书馆工作的肖华便格外留意，有时间便翻阅各种文学期刊，希望帮他找到好的素材。这天，门房送来了新的杂志，有好大一堆。肖华埋头整理，一一归档，其中有新一期的《人民文学》。她拿起来随手翻了一下，发现上面有莫言的一篇新小说。肖华知道张艺谋很喜欢莫言的小说，年初的时候还特意嘱咐过她，以后要多注意莫言，之前他对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非常感兴趣。

　　将杂志归档之后，她迫不及待地读起那篇小说，没想到一读就迷进去了，想让张艺谋也看看。张艺谋从小就是小说迷，对小说有很高的鉴赏力，对莫言的新小说，他怎么可能不如获至宝？他当即从妻子手中接过杂志，认真地读起来，一边读一边说：“好东西，好东西！”他简直像着了魔一样，连吃饭的时候也在读，完全不知道饭菜是什么滋味。他拿定主意，自己当导演的处女作就弄这个《红高粱》。

　　那时候的张艺谋虽然已经红透了，可作为导演绝对属于新手，且经济上也还非常一般，去莫言家还是挤公共汽车。那天公共汽车上特别挤，他不敢耽误时间，拼命往上挤，不留神脚被车门给夹了，当时觉得脚上一阵麻，因为人多也没太在意。中途有一个妇女下车时突然尖叫一声，大家才发现一溜血由车内顺着门往外流。张艺谋此时才觉得有异，脚板底下有一层黏糊糊的东西，低头一看，整个大脚趾都是红的。好心的售票员把他拉到终点站，在卫生所包扎了一下。他便拖着伤脚去见莫言。

　　说出来令人难以置信，当时张艺谋和莫言谈定的版权价竟然是800元。同时张艺谋和莫言还谈定，剧中一定需要大片的红高粱，这东西不好找，得事先种。莫言答应回他的家乡山东高密去找当地农民协商。张艺谋告别了莫言后，又开始和剧作家朱伟以及陈剑雨一起弄本子。当年的12月，剧本出来了，交给西影厂，厂里却有了不同意见，双方争执不下。张艺谋急坏了：庄稼不等人，错过了这个季节，高粱地怎么办？如果不能在开春时种下百十亩高粱，明年是绝对不可能拍这部影片的。

　　要说张艺谋此人运气可真是好：招工的时候遇到王闰芝，读大学时遇到白雪石、华君武和黄镇，进入电影圈又遇到魏必达和吴天明。这些人都是张艺谋命中的贵人，比如吴天明，他知道张艺谋心里急，于是给他拨了一笔专款，让他拿着这笔钱先去种高粱。

　　拿到这笔钱，张艺谋立即和莫言一起来到莫言的老家山东潍坊。莫言是当地的名人，他和张艺谋一起硬是一家一家发动，在山东高密的胶河两岸种上了大片的高粱。到了1987年7月，高粱应该抽穗了，张艺谋再去看，发现叶子蔫蔫的，根本没有他想象中的火红。他问原因，老乡告诉他，因为今年缺雨，高粱严重发育不良，众人只是挑水抗旱，可高粱面积太大根本顾不过来。如此，张艺谋再一次急了：这可是吴天明冒着风险给自己批的钱，今年这高粱不出效果，他的片子怎么办？

　　还是莫言有办法：他直接找到县委，县委立即送来了化肥，还准备了抽水机。张艺谋于是组织人施肥，安排抽水灌溉。刚刚干了3天，老天似乎也被他感动，及时下了一场透雨。他又在这里待了几天，看见高粱长势非常之好，都拼着命往上蹿，这才放了心。

　　高粱地弄好了，还有一个外景地需要考虑，那就是颠轿所用的外景地，还包括酒坊。这一定要有广阔且裸露的黄土，酒坊要让人觉得有一种苍凉感，这种感觉在山东肯定找不到，甚至整个华东都找不到。张艺谋想到了西北。当初拍《黄土地》的时候，外景地选在西北影视城，对那个地方他有着极深的印象。

　　应该说，张艺谋到西部电影城，才真正找到了《红高粱》的力量和灵魂。西部电影城中的荒凉、苍劲以及内敛的力量，使整个影片极具内在的力量，也升华了主题。西北电影城和高粱地的结合，实现了一次艺术的完美对接。

　　也就是这个时期，张艺谋和肖华的婚姻出现了裂痕。

　　这道裂痕是因为《老井》。张艺谋为《红高粱》忙乎的时候，《老井》火得一塌糊涂。对于专业人士来说，或许是因为艺术，或者因为突破，但对于市井小民来说，最吸引他们的是因为电影中大胆的性爱镜头。尽管肖华说不在乎，实际上这事还是对她产生了影响。

　　一次，张艺谋回家，她便对他说：“人家都说你快成‘脱星’了。你自己怎么看？”张艺谋的回答不用想也能猜出：“这是剧情的需要，我第一次演就让我给碰上了。有的演员演一辈子戏也碰不上这种戏，这没什么意思。”听这话吧，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肖华呢，心里显然酸酸地：“你们演床戏的时候，你离与你配戏的女演员那么近，你有什么感觉？”这个话题有点敏感，张艺谋赶紧说：“能有什么感觉，那么多人围着看，大灯光照着。要说有感觉的话，就是你从来不用香水，那些女演员都有一股刺鼻的香水味。”

　　张艺谋大概觉得老被肖华这样问下去不是办法，因此决定反守为攻，他主动问：“你对我演这些戏以及厂里那些闲言碎语是怎么想的？”

　　肖华怎么想的，能对张艺谋完全说出？自然只能说些场面话，她要让张艺谋觉得，她是个大度的女人，是个肯为了丈夫的事业牺牲一切的女人。她说：“看见你的那些镜头，心里是很不舒服，但我相信你，对于那些流言我是不往心里去的。因为我知道你的野心还大着呢，你还没有达到你的最高目标。你不会把精力和时间用到别的地方去。以后你达到了目标那就难说了……”

　　这件事本来没想瞒你

　　1983年，巩俐报考了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曲阜师范学院艺术系，结果都名落孙山。经历了两年的考试，巩俐及其父母开始明白一点：她毕竟缺乏专业学习，而这些专业学校需要学生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巩俐若想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就一定得增加专业知识和技能培养。因此，父母多方打听，通过层层关系，找到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导演尹大为，希望巩俐拜他为师。

　　尹大为第一次见巩俐是1985年春节前夕。尹大为回忆说：“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双会说话的眼睛，通过这双眼睛，我看到了一个学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较高悟性。而最使我难忘的则是她浑身充满的那股子傲气。巩俐的这身傲气，不是那种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也不是盲目而非常浅薄粗俗的傲慢之气，她是一种充满勃勃生机的青春气息。”于是，他决定收巩俐为徒。

　　尹大为和张艺谋第一次见面时，张艺谋握着他的手，向他鞠了一躬，说是感谢他为中国电影培养了一位人才。

　　日后，巩俐成了中国电影的代表人物，也成了中国演员的代表人物，成为中国演艺圈冲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旗帜。

　　有关张艺谋和巩俐的“第一次”，肖华在回忆录中谈到了，当然，肖华提供的说词也是张艺谋向她“坦白”的。肖华写道：

　　下午六七点钟张艺谋回来了，说他还没吃饭。我给他下了一碗面条，自己不想吃，就默默地坐在床上看着他吃。我脑子里一片混乱，似乎丧失了思维能力。张艺谋一边吃一边对我说：“这件事我本来没想瞒你，回来后一直很忙，想等忙完后再告诉你，在山东我们俩还没有什么，到宁夏后发生了那么几次……就是这么回事。”他故意把事情说得很平淡，一副很不在乎的样子。我胸口堵得难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肖华的回忆录关于这件事记得很简略，没有细节，甚至没有情节。

　　其时，巩俐有个男朋友，姓杨，高大英俊，圈内人。在学校，大家能经常看到他们出双入对，常常在学校小卖店一类的地方看到他们一起买零食吃。当初，巩俐接《红高粱》这部戏，她男朋友便竭力反对；巩俐进入《红高粱》剧组后，他们之间便开始产生了矛盾。

　　巩俐在镇北堡拍《红高粱》中颠轿以及酒坊的一些镜头期间，巩俐和男友之间的矛盾就更加激化了。此时的巩俐处于感情的漩涡之中，痛苦却又不知如何突破。

　　但凡女孩子遇到这类感情问题，一定会想找个人倾诉和请教，巩俐也不例外。在当时的剧组，张艺谋与她更亲近一些，于是巩俐经常与他聊聊自己的感情困扰以及拍戏以外的事情。两颗心也就是这样慢慢靠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