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六届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抓捕后，竟然只经过不到两天的时间，就被国民党方面予以处决。此事，多年来一直令人很难理解：国民党当局为何不像以前与以后的那样，充分利用被捕中共领导人物自身的潜在价值，扩大抓捕战果，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地摧垮共产党组织的企图，却居然如此匆匆忙忙就将向忠发枪决了呢？

　　近日，我翻阅《熊式辉回忆录》，从中发现了若干历史细节，对解开这个疑团，似乎有些帮助。

　　处决向忠发

　　先简要回顾一下向忠发被捕的历史画面：

　　1931年6月22日上午9点多，从事地下工作的向忠发，离开陈琮英（中国工农红军女战士、任弼时的夫人，于1932年加入共产党）与杨秀贞（与向忠发同居的女人）所住的“德华”旅馆，到上海市法租界内善钟路的“泰勒”租车行，准备租汽车返回其在小沙渡路的住所时，被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巡捕抓捕，即被押往嵩山路巡捕房，随后又解往卢家湾巡捕房政治部（卢家湾是法租界七个巡捕房之一，也称中央捕房，法租界警务处就设在这里）。之后又被国民党方面引渡，解押到了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

　　向忠发是何时被转押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呢？是他被捕的翌日，即23日凌晨一时之前。这个历史细节是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采访张纪恩（原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上海分院顾问、革命老人张纪恩，是因向忠发案而牵连被捕的四个人之一）所得，应当是可靠的。

　　因此，向忠发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后，就只有23日一个白天，加一个夜晚了。到第二天，即24日凌晨3点，向忠发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就被处死了。好不容易才抓到手，却仅仅只经过一天时间，就将中共中央的头号人物给枪决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难道是疯了，或是蠢到家了？！

　　两种“权威”的解释

　　对此，连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于几十年后，在他的回忆录中，还很惋惜地说：“这样的处置，对我的工作的开展上，实在是种损失。”对于国民党方面为何会迅速处决向忠发的原因，比较权威的解说有两种：

　　其一，是原中共特科工作人员陈养山所述《关于向忠发的被捕与叛变》一文中回忆说：

　　向忠发之所以很快被枪决，是由于电报转发中误了时间造成的。向忠发被捕后先关在法捕房，后解到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部立即电告蒋介石，说抓到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当时蒋介石在庐山，接到电报后立即批了“就地枪决”几个字，后又接到第二封电报，说向忠发投降、叛变，蒋介石又批了“暂缓处决”几个字。但等第二份批文发到上海时，向忠发已被枪毙了。

　　其二，研究中共秘密战线历史的专家尹骐，在所著的《潘汉年传》《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两本著作中，披露道：

　　警备司令部熊式辉在向忠发被引渡过去之后，曾密电正在江西前线的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理，蒋的复电是“就地秘密枪决”。

　　据警备司令部总务处处长说：当熊式辉密电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置向忠发时，还不知道向已决心自首叛变。蒋接电后立即复电就地秘密枪决。军法处审问时，向忠发虽然作了自首叛变的供词，熊式辉却没有再呈报，即按蒋的复电执行了。

　　由此看来，向忠发之死是与熊式辉与蒋介石往复的这几封电报密切相关。但是，这个解说，现在看来，似乎并不可靠。因为，作为电报的事主，即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当时他并不在上海！据《熊式辉回忆录》载，在向忠发被捕前后之际，熊式辉所记录他本人的活动行踪是：

　　（1931年6月）18日，余骨创甫痊，挟杖赴赣就兼任总司令部参谋长；19日，抵南昌部署粗定；20日，默察内外情势；22日，（蒋）总司令抵南昌，召集将领会议；25日，总部令何应钦为剿匪前敌总司令。

　　这就是说，在向忠发被捕前后，熊式辉已到江西南昌，就任所兼的“剿共”总司令部参谋长之职，而根本不在上海。并且，是同蒋介石一起，在江西南昌国民党军的“剿共”总司令部，共谋第三次对江西苏区的围剿战事。当时，他天天就与蒋介石在一起，真有什么事，他还用得着给蒋介石发电报吗？因此，上述几封所谓熊、蒋的示复密电，应根本就不存在。

　　那么，会不会是上海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其他人，给熊式辉发了请示电报，而熊就近请示了蒋介石，又再转发给上海方面了呢？在《熊式辉回忆录》中，没有这样的记载。不仅没有说这样的示复电报之事，甚至连向忠发被他治下的淞沪警备司令部捕获的大事，在洋洋近四十万言的日记型回忆录中，熊式辉都没有半个字的说法。这着实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熊式辉的难言之隐

　　对向忠发的被捕与处决，熊式辉为何却无任何说辞呢？

　　熊式辉在他的回忆录中，充满了对共产党的抨击之语，开口“共匪”，闭口“朱毛匪军”，因此，对中共首脑人物的被捕，他不会有任何同情。但，对抓捕向忠发一事，他却居然只字不提，岂不反常？

　　是不是无关军事的事情，熊式辉便不记录？也不是！对于1929年12月21日他派人在上海租界内侦察、并于22日逮捕国民党“西山会议”派首领居正等人，及1931年8月30日在上海，国民党当局抓捕共产国际远东部工作人员牛兰、缴获若干共产国际文件的事，熊式辉在回忆录中，都记得清清楚楚。然而，独独对离牛兰事件仅仅两个多月的向忠发被捕一事，熊却未置一字。

　　这一切表明：熊式辉对于向忠发被捕与随后处决一事，可能有着难言之隐，不能说，不愿说。就是事情过去了几十年，也铁心让其尘封于历史。当时他人虽在江西，但淞沪警备司令部，毕竟仍是以他为首，因而，为“淞沪警”隐，也就是为他熊某人隐。

　　在向忠发的问题上，熊式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难言之隐呢？

　　解开历史谜团的密钥

　　到目前为止，比较符合逻辑的结论就是：向忠发的死，是一个意外，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个作业差错，而所谓“处决”云云，纯为虚构宣传。

　　并且，这个“作业差错”，错的程度很大，大到熊式辉几十年后还不愿面对。那么，到底是什么“作业差错”呢？

　　据张纪恩回忆，当时国民党军法处的审问者，给他看了一张向忠发坐电椅受刑的照片，意思是警告张不要步向忠发后尘。这张照片，就是解开历史谜团的密钥。

　　算起来，向忠发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最多只活了26个小时。在此期间，第一，中共再没有人因向忠发的被捕，而发生有党员遭到国民党方面逮捕之事；第二，向忠发并未作出国民党方面最想要的招供。

　　的确，向忠发被捕后，曾作有一份供词。据张纪恩回忆，他在被转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受审时，审问者给他出示过向忠发的供词，张纪恩说：“向忠发的供词，那是用毛笔写在十行毛边纸上的，约两三页。”

　　仅仅二三页的十行毛边纸，还是用毛笔写，那能写几个字？

　　1933年10月，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出版的《转变》一书，刊登了一篇有数千字的《前共党中委兼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详细有序地叙说了中共很多重要的组织及重要人员的情况，声称是向忠发被捕后的供词。然而，在这篇供词，有很多疑点。例如，“供词”中涉及的关向应、余昌生等几名中共活动家，向忠发被捕前，均已化名被关押在国民党龙华监狱内了，而向忠发也都知道。但向忠发的被捕，却并没有暴露这些人，没有影响他们处境的恶化，而且他们不久后均被保释，安全出狱了。张纪恩、张月霞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俩不仅始终未暴露真实姓名及共产党员身份，而且，很快张月霞就获释，而张纪恩也只是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的罪名，被判处五年徒刑。再则，张纪恩亲眼看到向忠发的那份供词，即那仅仅两三页的十行毛边纸内，显然，是不可能有数千字内容的。

　　实际上，《转变》中那些真真假假的内容，若由当时叛变不久的前中共特科头头顾顺章捉刀来炮制，那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而国民党特务机关搞造假把戏，来对共产党人进行心理战，在当时是常有的事，如国民党特务机关1932年2月在上海几大报上刊登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欲离间中共人员、诬害周恩来的事件，就是显著一例。因此，所谓《前共党中委兼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伪作的可能性很大。

　　而如果所谓向忠发的自供是伪作，如果向忠发在这26个小时内，是拒不供出国民党很需要的东西，那么，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付向忠发的，就必然是刑讯室 “待遇”：施以严厉酷刑，拷打逼供。对此，前述那张向忠发受电刑的照片情况，就是铁证。那么，时年已52岁、并不年轻了的向忠发，会不会暴毙于国民党特务机关逼供的惨烈酷刑之下？如果真如此，在向忠发问题上，对熊式辉为何始终处以缄默，就不难解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