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寒心啊。本是至亲一家人，原来关系都很好，经常聚会喝酒聊天，这回我们彻底感情破裂了，你想法庭上都对骂了，还能好得了？”昨天下午，穆先生陷入沉默，斜靠在沙发上像是没有了力气，然后不再说话。

　　50余岁的穆先生为姐姐一次捐献了骨髓，一次捐献了干细胞，但仍没有挽救患白血病的姐姐生命。他妻子杨女士和姐夫冯先生签订了一份经济补偿协议，约定如果穆先生因捐献干细胞导致身体疾病，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姐夫冯先生承担。同时协议还注明，经济补偿金额为每年6万元、15年共90万元。

　　姐姐去世后，穆先生和妻子将姐夫冯先生告上法庭，以身体患病、丧失劳动能力为由，要求按照协议给付补偿金90万元。

　　冯先生则表示，协议是被胁迫签的，因此不同意赔偿。冯先生的几个女儿也表示，她们跟母亲最高只有50%的配型成功率，而二舅的配型是100%。

　　昨天上午，怀柔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现场

　　法庭上两家争吵不断

　　在法庭上，双方互相指责，言语非常激烈，弟弟指责姐夫一家言而无信，不关心他的身体；而姐夫一家指称穆先生及其妻子无情，以人命为要挟签约，而且事后不断索要钱财。“你别表演了，你口口声声说是无偿捐献，而且是给你亲姐姐捐献，为什么还天天堵着我家要钱？”

“你们没良心！”“你就装吧！”“没人性的东西！”“你再说我打死你！”这是昨天上午庭审中，两家人爆发的一次高声对骂，在2个多小时的庭审中，双方激烈争吵了三四次。

　　庭审中，被告冯先生不同意那份协议，他说：“她拿人命要挟我们签，那时候就算是我一条胳膊，我也得砍下来。”冯先生的女婿张先生说，当时岳母准备第二次移植，医院也都做好了准备，岳母全身已没有任何免疫力，但是二舅耽搁了好几天，而且二舅妈提出了90万元的补偿协议，不签协议就不去捐骨髓。

　　穆先生的哥哥和弟弟都到法庭作证，当法官问起那份补偿协议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胁迫，大哥、三弟说得都比较含糊。“我想都有吧。”三弟说。

　　说法

　　穆先生：“他们骂我，我心里委屈”

　　在怀柔杨宋镇的家中，穆先生无力地靠在沙发上接受采访，“以前我是瓦工，每个月至少6000元收入。”他称目前感觉浑身没劲儿，干不了重活，妻子因为左手残疾也没有收入，一家人现在靠村里的补贴生活。

“我大女儿为此放弃了考研，找了一个社区的工作补贴家用。”妻子抹着泪为穆先生熬中药说，“他现在什么活也干不了，光中药就吃了190多副。”

　　“不后悔。”说起为姐姐捐骨髓，穆先生坚持不后悔，“当时一听姐姐得了病，我和哥哥、弟弟都去做了配型，没有犹豫，当时想的就是救人。”穆先生说，但令他难受的是不但没有挽救姐姐的命，两家人还成了仇人，“他们骂我，我感到特别委屈。”穆先生说，姐姐去世后，两个外甥女就从没有来看望过他，平时也不打电话询问，“寒心了，我没有想到，他们这样绝情。”

　　女婿张先生：“他们就是为了钱”

　　“为了给岳母治病，我们几年来转了四个医院，花了270多万元，可以说负债累累。”被告冯先生的女婿张先生介绍，原本生活条件不错的家庭因此也陷入困境，“卖了房子还债，卖了车，我岳父从城里搬到了怀柔住农村，连请律师的钱都没有。”张先生说，2010年二舅第一次给岳母捐骨髓的时候，全家人都很感动，事情转折就发生在第二次捐献骨髓前以签协议要挟，令全家都伤心，“这让我们觉得他们为了钱，连亲姐姐的命都可以拿来要挟。”

　　张先生说，他们对舅舅没有什么意见，一直感谢舅舅，但舅舅妻子不停向他们要钱，“我们不是没给钱，总共给了他们10多万元。”张先生说，那次媳妇的姥姥去世，丧事刚结束她就当着所有亲戚的面要钱，令人无法接受。“我们在捐献骨髓前后，都带着二舅去医院检查过，没有检查出问题。”张先生表示，现在舅舅说身体虚，拿出的是中医院的诊断书，这个无法作为证据使用，证明不了身体虚弱就是捐献骨髓导致的。

　　专家

　　尚未发现骨髓捐献者出现严重疾病

　　昨天中华骨髓库工作人员杜世强介绍，因捐献骨髓者体质不同,对于捐骨髓前注射的动员剂反应不同，有的人强烈，有的人可能完全没有反应，但这种反应很快会消失。而且根据国际和国内的跟踪调查，没有发现捐献骨髓者因此而出现严重疾病和后遗症，一些专家提出，捐献骨髓者心理出现的影响远大于身体的症状。此外，通过骨髓库的骨髓捐献志愿者和被捐献者一般不会直接接触，也是严格禁止有经济利益的交换，本身是一种公益、志愿行为，至于亲属间的捐献就不属于这种情况。

　　戚连峰律师认为，对于亲属间的骨髓捐献，双方之间约定经济补偿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只要双方协商一致，是真实意思的表示，受捐者一方可以给予捐助者一定的经济补偿。原告方拿出的医院诊断证明是不能作为证据的，无法证明其身体病症是由捐献骨髓引起，应由司法鉴定结果。而被告一方称协议是被胁迫所签，也应该提出相应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