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友，上次的邮件本是为了转发《周末文刊》49期，但正值剑生去逝周年之际，读周刊后感慨万千，不知怎么就想哪儿写哪儿了。这本是一封写给朋友的email，不够严谨，并未想作为文章公开发表。但蒙朋友们厚爱，不知怎么就轰轰烈烈地群发开来，甚至上了博客和网络，收都收不住了。

都怪我考虑不周，没有预先嘱咐。

现希望朋友们不要再转发上封邮件，若已有转发（无论是发给朋友、博客还是网站的），希望能帮我再转发这封邮件，并注明以此篇为准，删掉原邮件。谢谢大家的理解！

读《周末文刊》有感

宋彬彬

看了朋友转发给我的电子杂志《周末文刊》2012年49期，因为内容涉及师大女附中的文革初期，勾起往事，心潮难平，一些话不吐不快。

关于女附中文革初期的情况，我在卡玛的电影做了说明，在《记忆》和《炎黄春秋》女附中五人访谈中也说明了事情，《记忆》80期我也发了署名文章，应该是说请楚了。

我和王友琴并不相识，也从没见过面，但多年来她在文章中炮制的关于宋彬彬的故事，如吹气球般越吹越大，宋彬彬在王友琴版的八五事件中的“戏份”也在不断加重。王不惜用各种提示、暗示或“蒙太奇”手法转嫁诬陷，使宋彬彬的“故事”越发吸引眼球，成就了一篇“好故事”。

虽然王多年如一日紧抓住我不放，却从未找我当面询问核实过，即便是电话也没有。我是2003年回国的，之前我在波士顿工作，王友琴曾去那里做过演讲，我们有共同认识的人，她有很多途径可以找到我。著书立说给别人加上罪名是大事，哪怕不屑于采访被指控者，也该采访相关的老师、学生和学校吧？！但她却有意回避了她所在班级如何具体发起、制造了1966年8月5日下午的暴力事件，以“想当然”的态度加罪于我。“宋彬彬”成为王友琴维护自己“文革史专家”的最重要符号，今年她在《开放》杂志7月号发的《红小兵挤走了红卫兵》一文，虽和我毫无关联，却仍然点了宋彬彬4次名。看来没有宋彬彬她真是难以出人头地了。

王友琴欲置我于历史的耻辱柱上已有年头，近年我也讲了自己应该讲的话。使我无法容忍的是，我先生靳剑生刚去世不久，她就在《开放》杂志2012年2月号发文《李纳、林豆豆、宋彬彬》，牵强附会地大挖祖坟，污蔑靳剑生。岂不知多年来，有多少次我要公开反驳王友琴，都被剑生劝阻，他说清者自清，走自己的路，跟这种跟本不在乎事实的人是没理可讲的。

没想到她却连死人都不肯放过。在剑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我不得不违背剑生的嘱咐，跟她理论几句，不期望她会承认错误，只为还剑生一个清白。

王友琴在《李纳、林豆豆、宋彬彬》一文中指控：“在卞仲耘被打死时，宋彬彬的父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她的丈夫靳剑生并不是高干子弟。但靳的大姨夫名叫李振翩，湖南人，一九四九年后一直住在美国，年轻时曾经和毛在长沙参与学生运动（李振翩在文革中回国得到毛的接见）。靳劍生的姨媽多次到他插隊的內蒙古，說服軍代表。靳劍生憑李振翩的關係進入了大學，與宋彬彬同學。”

真想不到王友琴会急功近利到如此地步，不肯花点时间做调查，或稍稍走走脑子，哪怕用几分钟上百度查询一下事件的年代，就急忙曲解剑生姐姐的博文，张冠李戴地作出她所需要的结论。王友琴必是希望这位姨妈就是李振翩夫人，岂不知李夫人是靳剑生的大姨，去找军代表的却是剑生的四姨——北京二医的教授。1972年时，李振翩夫妇还没回过国，而靳剑生恰恰是因为李振翩的“海外关系”才没能进大学！

王友琴还居高临下地教训亡者：“可以慶幸靳劍生的好邭狻２贿^，他應該明白用家庭背景來決定誰能上大學的制度不是好的制度。”

靳剑生当然比王友琴更明白这点并深有体会。正是因为他的出身和李振翩的海外关系，他虽然于1972年考了哲里木盟的第一名，却因政审不能通过而没有学校敢收他。王友琴也该明白，北京八中老高三毕业生的底子不知比当时许多小学程度的学员要坚实多少。而正是因为靳剑生的学历，他的四姨才能说服军代表；更因为长春地院体育朱老师求才心切，看中靳剑生的排球水平，在其鼎力推荐下靳才得以在新生入学半年后，即1973年春，顶替一位退学学生的名额，艰难地进了长春地质学院。上世纪80年代，靳剑生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获得两个硕士学位，并成为哈佛商学院的第一位大陆博士生。请问进入美国一流学府MIT、哈佛，也能靠家庭背景混入吗？

1973年，长春地院的校领导曾好心地劝我不要和靳剑生谈恋爱，说虽然你父亲是走资派，但你终归可以属于革命后代，还能争取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他家则大不同了，父母从美国归来，家里不但有美帝国主义海外关系，母亲也因美国特嫌而被关押。你和他的家庭背景相差甚远，你可不能和他谈恋爱。由此可见，当时的靳剑生基于“家庭问题”在社会上处于何种地位。

1973年7月，李振翩于1949年赴美后第一次回国访问。我清楚地记得，直至《人民日报》刊出8月2日毛泽东接见李振翩的消息后，剑生及其家人方才得知背了20多年的美帝国主义海外关系的黑锅，原来竟是毛青年时期的挚友。而那时距剑生入校已有半年之多，至于校方最终是否知道李振翩与靳剑生的关系，我就不得而知了。

以王友琴为民伸冤的“历史义工”、“中国辛德勒”身份，她本该为靳剑生一家的遭遇抱不平，但同一个事理，仅仅因为靳剑生是我的丈夫，就被她变了味儿地颠倒曲解。一件事实二个真理标准，就看她需要哪一个。民间老话说“亡者为大”，连对刚逝去的人她都能罔顾事实肆意歪曲，还能指望她能实事求是地对待我吗？
多年来，王友琴一直以文革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站在道德高地上，唯我独尊、蛮横霸道地不断伤害我，有校友当面指出她的错误，她非但不认错还继续写文章攻讦别人。但不管怎样，我宁愿相信也希望她研究文革的初衷是追求正义与真实，我也真诚地希望她能有勇气正视并承认事实与真理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