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委党校人口研究所学者豆小红做过一个相关研究。按地域、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指标，他抽取了几组湖南高校毕业生样本，分析其“职业发展”与“家庭出身”之间的关系。调查结论是：父辈的职业地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子辈的职业地位。（9月25日新华网） 　　美国人罗伯特·清崎的《富爸爸穷爸爸》一书风靡一时，书中，“富爸爸”和“穷爸爸”对清崎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清崎的人生走向。湖南的相关学者和媒体的调查结论则清晰地表明：在现实生活中，有关“富爸爸”和“穷爸爸”的故事就在你我身边，每天都在上演。
　　诚然，也会有屌丝的逆袭，也会有“穷爸爸”养出了“富子女”，但这些现象并非主流，且屌丝的“逆袭”往往比“富二代”的“世袭”要更有难度，在多数情况下，“穷爸爸”养出的还是“穷子女”，“富爸爸”养出的还是“富子女”，这种父辈职业地位的世袭现象击中了社会公平的痛点，让人焦虑。
　　揆诸现实，决定父辈职业地位世袭现象的因素有很多，也不乏一些正当、客观的因素，比如，父辈在人生观、价值观、为人处事的方法以及发展决策的建议参谋等方面给予子女的影响，等等，但也有很多不公平不正当的因素，比如，“富爸爸”可以动用更多资源在子女升学、就业、升迁等重要环节谋得超公平的利益或优势，而“穷爸爸”甚至无法支撑子女最基本的义务教育，遑论其他。“富爸爸”和“穷爸爸”的这种不公平的影响力差距正是我们最担心的。
　　笔者以为，要打破父辈职业地位的不正常世袭现象，要让“穷爸爸”显得不穷、“富爸爸”显得不富，要让“穷爸爸”和“富爸爸”对于子女的影响力基本处在一条起跑线上，关键就在于限制甚至消除“富爸爸”的不公平优势，并对“穷爸爸”进行公平的扶助。不管是“富爸爸”还是“穷爸爸”，其对于子女的影响力都应该有一个公平的标准，我们的社会应该努力扮演这样一种角色——在决定年轻人命运的最重要的教育、就业、上升等环节，当“富爸爸”所给予的或所尝试的超出了法治范畴内的公平标准时，就让他碰壁，就坚决说“不”；当“穷爸爸”所给予的不能达到法治范畴内的公平标准时，就合理弥补，就提供帮助。社会扮演好这一角色的前提是：涉及年轻人生存发展的各种权力能够一丝不苟，秉公办事，恪守法治，能够向所有的年轻人提供平等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