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15

2012年1月14日台湾人民直选总统落下帷幕，马英九连任台湾总统，人民冒雨庆祝胜利。我为台湾人民的成功大声叫好，因为他们的胜利就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胜利，他们的成功激励着全体中国人民继续努力！

总统的选出并不意味深绿泛蓝之间搁置了深刻分歧，但是选举各方都以积极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各自对于选民的谢意和对于未来的承诺：获胜者表示今后仍会注意倾听政治对手们的批评和建议；落选者表示接受选举结果，并会积极参与台湾未来的体制建设。对于经历过几千年封建社会，又经历过百年痛苦转型的中国而言，地区最高政府公开接受民选监督是社会文明获得的最正面与最积极的历史进步。台湾民选的模式成功超越了选举胜败所带来的现实含意。在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马英九继续执政，还是蔡、宋任何一方组阁，都能体现台湾社会发展顺应着历史的大潮流。

看看台湾，对比大陆，我们不禁因落伍于时代，而深感愧疚。多少年来追求民主而又担心社会动乱的善良人们，总是对中国社会的民主开放倾心向往，而又深怀怯意。因为总是有人在不断散布，“中国国民的文化素质低下”“中国社会不宜开放一党专制”“放开一党专制就意味着社会的长期混乱”，……。台湾人民直选总统的成功正是对于这一切担忧的最清晰回应。

台湾人民争取用选票来表达自己政治心声的民主选择并非一帆风顺，始终伴随着血与泪的奋斗艰辛。1987年7月5日，当时台湾执政领袖蒋经国先生正式宣布取消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和言论自由，为台湾的民主改革开放了广阔的生存环境。此后从1994年7月承诺直选总统的台湾修宪，1996年台湾直选出第一任民选总统，二十多年来台湾民选经历过对峙双方的公开叫骂、直面对殴、败选支持者激愤地选择自杀殉身，还有在选战中诬陷政治对手贪污贿选，甚至利用枪击悬案增加选民悲情票份的曲折，……。但是人类的成长明确地指向社会的民主开放，明确地指向人民对于体制的公开监督。在今天的世界上，人民对于自己政府最高执政权力的选择、认同与监督体现着社会主体权力的最基本诉求，无论是在工业发达国家，还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都是如此。当代中国何去何从，人民瞩目以待，世界瞩目以待。

三十多年来的中国改革开放不断追求着科学技术上的创新成就，希冀以此推动经济的繁荣发展。但是一个社会的经济繁荣不只是科技发展的单一结果，它与社会主体的思想和权力解放紧密相连、息息相关。就拿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民经济大幅度发展而言，不正是因为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路线，不正是实行了把土地归还农民等一系列务实经济政策解放了社会主体所带来政策转型的必然结果吗？仅仅依靠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解决不了三十年后继续深化改革的现实需求。社会财富的积累显示出的分配体制不公，自然资源的竭泽而渔和社会成本的环境恶化亟待深化社会的体制改革，进一步激励社会主体思维与权力的更大解放。让人民通过体制的渠道公开选择和监督政府的最高执政运作，既是历史的挑战，也是历史的机遇。

顺应时代推动发展，中国需要实现法制运作下的文化认同，也需要实现文化认同下的法制运作。法制运作与文化认同相互关联，但绝非等同一致。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社会更倾向于接受文化认同，较少认同于法律运作。因为与文化认同相比较，法律规范严格苛求，既不通融人情世故，更不容忍社会特权。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法律宣传充斥于当今的中国社会，但严格执法还是会遭人讥笑打击，实际生活中的法律执行更是大打折扣，或者根本不能执行。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中曾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见：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但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既不产生于民选，这个权力也无需听取民声诉求，人民更无法通过公开的体制渠道监督国家的最高权力。所谓人民掌握权力，成为国家主人不过是句纸上的空话。又譬如，通过国家宪法章程产生的国家主席和国家最高领导，尽可不通过法定程序而遭罢黜、监禁、或被软禁致死。在宪法保护下的国家最高官员命运尚且如此，而且前后衔接不止一例，平民百姓的主人权力就更加无从受到法律的保护。

把人民的权力彻底归还人民是中国社会进一步走繁荣昌盛的根本保障。台湾人民的直选胜利正在把社会的立法执法融入社会的文化认同，同时也在把这一文化认同纳入法律运作的规范。这不仅是对中国文化的重大创新，也是对中国社会全面进步的最有力推动。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为台湾成功的总统直选大声叫好的最根本原因。台湾同袍们通过他们的不断努力和流血牺牲为中国文明进步作出了开创性的推动，他们做到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