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4个深圳女工。南都资料图片

始终都得回去的，这里毕竟不是自己的家啊，来这里是打工赚钱而已。———邱华喜

那些气愤的工人回到宿舍，有人感叹，有人责骂。感叹者说我们修房别人卖，开个庆贺会我们都沾不了边，这真是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邱华乐在日记里写道

这座城市似乎处处都在接纳我、认可我，却始终不肯给我一个名分。———赵顺超

“吃饭吃饭！”“好！”工地里响起工头的叫嚷，邱华喜应声答道。他把手中的卷尺收起，拿起旁边的军用水壶猛喝了几口水，跟不远处的二哥邱华远说：“走啦，吃饭去！”说罢，嗖的一声从五楼爬到四楼。48岁的他依然很矫健，在两层楼间错综复杂的水平杠和钢筋中，总能快速地找到最合适的支点，瞬间跳下三米多的高度。

这是位于深圳市宝安区中心地带的一个楼盘工地，正午的太阳下，邱华喜沾满汗水的黝黑皮肤闪闪发亮。他在一楼工地旁的水龙头洗了把脸，便和工友一起往工地对面的一个城中村走去。邱华喜和工友走过马路对面，两个小伙子在派发一家新开西餐厅的宣传单，面对行色匆匆的路人，他们甚至会小跑上去递送传单。但邱华喜等人走过时，他们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两步，目光越过这帮建筑工人，寻找其他上班族的身影。邱华喜似乎早已习惯了这种异样，径直向前走去。

在其身后，工地的周围竖着一排长长的广告牌，写着偌大的广告语：让这座城市铭记您的荣耀。

建了不少楼房没一间是自己的

穿过一排中高档餐馆，邱华喜和工友们来到一条有着各种快餐店小吃店的食街，每个小店都很热闹，不少建筑工人三五成群大口吃饭。邱华喜说，工地的饭菜太难吃，大家都喜欢来这里，“八块十块就有三荤一菜，跟在工地里吃差不多”。他们走进一家川菜馆，熟练地点了几个川菜，然后每人一瓶啤酒。菜还没上，瓶里的酒已少了一半，一大盘麻辣水煮鱼和几个川菜端上来，不出一会就被消灭了。

“广东的气候我们能适应，但广东菜还是吃不惯，太淡了。”邱华喜说。他从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来深圳打工已经17年，算不清这是到过的第几个楼盘工地，“在深圳建了不少楼房，但没有一间是自己的。”他也不清楚现在深圳的房价，目前和妻子、儿子、儿媳住在一个两房一厅的出租屋里，每月房租420元。

在吃饭的5人中，邱华喜是最早到深圳的。1994年秋天，原本在家乡打石头的邱华喜来到了罗湖，和一个老乡一起在建筑工地做小工，“搬水泥，搬砖头，反正都不是技术活”。辗转几个工地后，他开始专门做木工。

讲起过往的生活，气氛有点凝重，邱华远喝了一大口酒，感慨地说：“以前到处都可以看到横幅，上面写着‘清理三无人员’，说的就是我们。”他比邱华喜晚两年才来深圳，接着弟弟邱华乐也来了，邱家三兄弟都在工地里做木工。邱华乐当时刚高中毕业，“考上了大学，但属于委培，家里没钱，只好过来打工，一干就是十几年”。邱家四兄弟，现在只有大哥留在家乡。

之所以三兄弟选择做建筑，邱华喜认为，因为建筑工在深圳不愁没活干。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后，国务院在当年11月4日发布《关于发展房地产若干问题的通知》，深圳开启第一波房地产热潮。此后，迅猛发展的房地产业提供了无数就业岗位，累计数百万的建筑工人涌入这座城市。

辛苦钱不好赚安全就靠一顶帽

起初做小工时，邱华喜每月就能拿五六百元，“相对于以前在家里干活，这已经是很高的工资了”。后来做了木工，工资逐渐涨到1200元。现在邱家三兄弟和几个老乡组成一个木工队，接活都采取包工制，也就是按作业楼层的面积算工钱，“反正做好这块地方，就给那么多钱，按平方计算，这样工资会高一点，也比较稳定”，他们每人每月最多可以拿到五六千元的工钱。

2009年，珠三角地区出现民工荒，当时媒体报道称5000元月薪难请一名建筑工，一时让不少手持大学文凭每月却只有2000元工资的毕业生心理很不平衡。“这钱不是那么好赚的，现在冬天还好点，夏天暴晒的时候才最难受。每天近十个小时在太阳下干活，很多年轻人都顶不住。”邱华喜说，“高温补贴？没有啊，从来没有拿过，买水的钱都是自己出的。”

南都记者在工地里走访几天看到，这些建筑工人的安全措施极其简单，只有戴安全帽是他们的共识。离地面三四米处，两条长约一米、厚度十多厘米的木板一头插在墙壁上，另一头悬空，相距近一米的两板之间再架着一块木板，木板上就站着一个没系安全带的工人。两块被压弯了的支撑木板几近断裂，工人却悠然地在上面来回走动，将近半个小时。在五层楼高的露天楼面边缘，他们踩着脚下几根水平杠拼成的狭窄平面，扛着长长的水平杠和钢筋，旁边也没有任何防护栏，身上更没系安全带。

十几本日记写下“城市蚂蚁”故事

邱家三兄弟在深圳打工十多年，虽然住在月租几百元的出租屋，但在老家已经建起四层的楼房。在深圳买房，这是邱华喜根本没想过的事，“始终都得回去的，这里毕竟不是自己的家啊，来这里是打工赚钱而已”。十多年来，他几乎走遍深圳南山、宝安一带的建筑工地，哪条路通向哪里了然于胸，但似乎只有公交车和地铁，是这座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里他唯一能享受到的。工地旁边，就是宏伟的宝安体育馆，邱华喜每天经过，但从来没想过进去看看。

二哥邱华远则有在深圳买房安家的打算。“我儿子大学毕业后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他在深圳应该还可以发展，想买个房子给他，但只能考虑没有房产证的房子。”邱华远深叹一口气，“我们在龙岗那边看了，最起码都要三十多万，哪里买得起？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跟两位哥哥的随遇而安相比，弟弟邱华乐要改变现状的渴望则强烈得多。从1996年高考后来到深圳开始，他一直坚持写日记的习惯，如今已经写了15万字，记录着建筑工地里的生活点滴。十多本笔记本里的每则日记，邱华乐都先在草稿纸上写好，然后反复修改，最后才抄在本上。谈及弟弟，邱华喜和邱华远都很自豪：“工友都叫他‘博士’，他在深圳是可以往上发展的。他回老家了，说是整理自己的日记，准备出本书。”

邱华乐已经给书起了名字，叫《城市的蚂蚁》，这是一本用日记形式记录建筑工在深圳生活的书，在他1999年某天的一篇日记中，讲到老家终于装上电话机，其中一段写道：“一元二角五分钱每分钟，足足九十分钟的通话，让兄弟们觉得好像什么都没有说，只在心中留下喜悦、满足和下一次期盼。”

正如全国总工会民主管理部部长郭军在《农民工与民工荒的解析》一文中所说，二代农民工不仅要解决生存问题，还需要解决发展问题，他们更关注自身的发展和人格的尊严。与两位哥哥相比，邱华乐对建筑工人在这座城市里遭遇的不公和歧视更敏感。2000年8月12日晚，开发商在他所在的楼盘工地举行购房庆贺会，他和工友兴致勃勃地前往观看，却被保安赶出来。“那些气愤的工人回到宿舍，有人感叹，有人责骂。感叹者说我们修房别人卖，开个庆贺会我们都沾不了边，这真是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责骂者说这开发商也太不地道了，是谁辛苦盖房供他们炒卖？”邱华乐在日记上写下了这么一段话。

积分入户政策够不着的100分

至于市民、深圳市民，邱华喜们认为这是一个很遥远的身份。

2010年起，与珠三角多个城市一样，深圳启动外来务工人员积分入户政策。该政策被视为打破户籍制度坚冰、促进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开拓性举措。然而数据显示，去年能达到100分合格线的农业户籍农民工，仅占14%，其余的则是具有城镇户籍、拥有相当学历和技术职称的外来务工人员。

邱华喜兄弟仨根本不知道这个政策，“工地里也没人提过”。但即便如今知道了，他们也没有申请的念头。“我都老了，户口在哪里关系不大。儿子、儿媳妇现在还年轻，机会还很多，以后不一定就留在深圳。”邱华喜说。即便是有意愿在深圳定居的邱华远，也从未考虑过入户，“作用不大”。

或许深圳也和其他珠三角城市一样，外来务工人员的入户意愿与其职业、学历、个人素质等密切相关。相对于邱氏兄弟，身处夹心层、从事白领工作的赵顺超，入户意愿就显得更为强烈。去年深圳积分入户正式开始申请，她就在“深圳论坛”上发帖疾呼：“积分入户，想说爱你不容易！”她说：“反省自己，来深圳二十年，社保买了十几年，在国企打工十年，做社工机构管理也近三年，捐血超过三次，义工服务超过二千小时，捐款也超过要求的标准，而且都有证明，怎么就打不出个高分？”她申报积分入户时，仅有七十多分，没有达到100分的合格线。

“我在乎的不是户口带来多少利益，而是我对这个城市贡献那么多，它应该给我一个名分，一份肯定！”赵顺超在谈及户口时显得情绪很激动。38岁的赵顺超如今在深圳北斗社工服务中心从事管理工作，去年还获得了由深圳市政府颁发的“鹏城慈善行为楷模”奖项。

而在21年前，她还只是一个与母亲闹矛盾负气孤身来深圳打工的17岁女孩。

50多张汇款存根献给深圳的青春

赵顺超是陕西省汉中市镇巴县人，她在深圳居住工作的时间，比她在老家生活的日子还长。“堂皇一点地说，我的青春都献给了深圳。”说这句话时，她苦笑了一下。

17岁那年的某天，赵顺超只身来到深圳，投靠在南山西丽铁路施工队的姐姐，不久成为一家玩具厂的包装工人。在别人眼中，赵顺超在深圳的历程一帆风顺：在辗转多间工厂后，1997年进入深圳一家国有企业，2008年成为全国首批专业社工，2009年进入北斗社工服务中心。

然而，冷暖自知。“那时在深圳是没有尊严可言的，更别说归属感。”赵顺超永远也无法忘记那段整天躲在厂里不敢上街的日子，“到处都查暂住证，我的暂住证是用姐姐身份证办的，在街上看到警察就两腿发软。”1991年，赵顺超认识了一个香港老板，便帮他接走私货赚钱，“那时每天都在恐惧中度过，就像走钢丝一样”。她还曾经想过偷渡到香港，到了岸边趴在草地上等船时，她“越想越怕，就赶紧起身跑回来了”。此后，她也曾想过自杀，想过死，但从未想过离开深圳。“就像一只蚂蚁，适应了一个地方，就再也没有走出去的勇气了，因为不知道外面又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赵顺超更没想过回家，“回家赚不到钱啊”。在深圳市博物馆，静静躺着一叠泛黄的邮政电汇收据，作为见证“深圳改革开放30年历史”的文物之一展示着，这是赵顺超2008年捐献的，对她而言，这只是一位打工妹18年来给家里报平安的一种方式而已。

她在深圳拿到的第一份工资是280元，刚发工资她就冲到附近的邮政局，给家里寄了50元。此后，她每月或隔月给家里寄钱，“这就等于报平安了”。直至2008年，赵顺超已经给家里寄了累计10多万元，每次都把汇票存根保留下来，到2008年已保存了50多张，在深圳市博物馆2008年征集改革开放文物时，她悉数捐出。

这种参与感，源于赵顺超十多年的公益经历。她1998年加入义工行列，主要从事助残、环保等志愿者活动，2000年注册了个人义工，随后十几年如一日，每逢献血、救灾、捐款等活动，都少不了她的身影。300多个日夜、5000多小时义务服务时间、20000多元捐款、50余场慈善公益活动、500多万元筹款……这些数字见证着她13年的公益之路。

13年公益路敲不开户籍大门

然而，正当赵顺超感觉快要融入这个城市时，入户遭拒让她猛然醒悟，这些荣誉无法让深圳的大门向她打开，哪怕是一条小小的缝隙。

“这座城市似乎处处都在接纳我、认可我，却始终不肯给我一个名分。”赵顺超拿出一大摞奖章和荣誉证书，包括由深圳团市委颁发的“优秀义工称号”、由深圳市环境保护局颁发的“青少年环保节优秀义工称号”、由深圳市义务工作者联合会颁发的“五星级义工”证书、由深圳市政府颁发的“鹏城慈善行为楷模”奖座，等等。

而赵顺超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由深圳市公安局印发的户口簿。

“用5000多小时服务时间换来的五星义工，就因为不是近五年内取得的，所以没有加分；由市长亲自颁发的‘鹏城慈善行为楷模’，因为没有市政府颁发的证书和印章，也没有加分；连面包师的资格证都可以加30分，我这个全国首批专业社工却一分都没得加。”赵顺超一边收拾着桌上的各类证书，一边无力地说道。

但入户遭拒没有减弱赵顺超的工作热情，接受采访的前天晚上，她刚从梅州参加“关爱老兵”活动回来，次日又马不停蹄地去给自己的帮助对象做辅导。这天，她要去离家十多公里的梧桐山，给残友集团动漫公司的一个残疾人做心理辅导。车从深圳罗湖区梧桐山蜿蜒而上，入山之后，满眼翠绿和整洁的林荫大道。赵顺超感叹道：“深圳把一个由残疾人组成的动漫公司安排在这么好的地方，这真是一个文明程度很高的城市。我每次出差离开深圳，不到两天就想回来。”她丝毫不掩饰自己对深圳的热爱。

南都记者问她：“如果解决了户口问题，你会不会就能觉得自己就是深圳市民了？”赵顺超毫不犹豫地说：“不会，我仍然是个打工妹，是一个在外面漂泊的人，这种身份永远都改变不了。我现在那么执着地想在深圳入户，只是觉得该为自己争取一点应得的尊严而已。”

融入城市的人只是凤毛麟角

尊严。当被问及“农民工这个群体最渴望什么”时，深圳著名农民工作家、《蓝白仓库》作者吉峰说：“最渴望的是做人的尊严。”在《蓝白仓库》这本书里，吉峰告诉即将离家外出打工的人，要做好心理和思想准备：准备备受委屈、劳累、危险、无人关心和不受尊重，外面打工的世界和你家里的感觉相差很远、很远和很远。

这是一个过来人的忠告。1994年，吉峰怀揣1700元独自从家乡内蒙古呼伦贝尔来到深圳，1995年几个月找不到工作，他在公园里露宿，捡菜市场剩菜充饥。花童、保安、流水线普工……随后数年间，他几乎做过所有最底层的工作。直至2004年，他进入一家航天科技公司做行政主管，“才过上了接近人的生活”。4年后，他发起劳资关系发展论坛，致力促进劳资关系平衡和解决农民工的劳资纠纷。

自己的人生经历让吉峰认为，农民工渴望的尊严并非是空泛的，它需要各种保障制度和权利的支撑。在他看来，户籍并非农民工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的还是社会保障和工作权利问题。无论是邱华喜三兄弟一样的蓝领，还是像赵顺超那样的白领，甚至是像自己这样已经成名的农民工作家，吉峰认为都属于农民工群体，因为他们都面临社会保障缺失和劳资关系失衡。

要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除了政府和制度的力量，吉峰认为，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升和个体意识的觉醒也同样重要。而全国人大代表张全收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就坦言：“我觉得我融入了深圳这座城市。”这个1997年就来深打拼、如今被誉为“农民工司令”的河南人，经历过艰难困苦和迷茫无助，如今已是一家拥有16000多人的人力资源开发公司老总。尽管他依然喜欢吃面条馒头，接受采访时喜欢坐在地上，但他坐着的，已经不是当年举牌吆喝招工的马路边，而是一套两百多平米的豪华复式房子。

“作为‘农民工司令’，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要让所有底层农民工融入城市，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除了少数赚到钱、有稳定工作和不错收入的想留在城市外，现在绝大部分的底层农民工都是走太阳来月亮，他们来这里都是为了赚钱回家。他们所在的企业大部分是个人企业，雇用周期往往很短，他们很多都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赚一点钱回家再说。现在内地经济逐渐崛起，来深圳打工的农民工越来越少，现在只有以前的50%，而明年将会更少。”

大事记

2009年

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号文件”正式发布，这份《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是中央从2004年以来第六份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意见一共提出28点措施促进农业稳定发展与农民持续增收，其中包括进一步增加农业农村投入、较大幅度增加农业补贴、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增强农村金融服务能力等。

2月5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面向社会就《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公开征求意见。两个办法规定，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在新就业地继续参保的，只要出示参保缴费凭证并提出转移接续申请，就由两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办理养老保险关系和资金的转移接续手续。

12月1日，财政部宣布中央财政下拨2009年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奖励资金20亿元，专项用于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补充公用经费和改善办学条件。

12月，“中国工人”（深圳一家L E D工厂彭春霞、黄冬艳、邱小院等）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时代》评价称，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这些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忍的普通工人。

12月27- 28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系统总结2009年农业农村工作，重点研究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政策措施，全面部署2010年的农业农村工作。

2009年，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 .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 .5亿人，其中，1 6岁- 3 0岁的占61 .6%.据此推算，2009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为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 .3亿（2008年为2 .25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

样本意义

自1980年成为中国首个经济特区以来，深圳吸纳了大量外来务工者，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成为全国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倒挂率最高的城市，目前常住人口超过1400万，但户籍人口只有200多万。2009年，深圳一家LED工厂的一群女工作为“中国工人”代表，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年度人物。而随着经济浪潮的激荡，深圳农民工的公民意识在逐渐觉醒和涌动，他们对市民化的渴求比其他城市的农民工更为强烈，但这种渴求和政策现实之间的矛盾也在加剧，使得深圳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况，和其他流入地相比，呈现出更复杂的分化。